这类本身就不安分的人，显然是不会安现状，也不愿过贫困潦倒的日子。
怎么办？
自然是破罐破摔，并利用聪明头脑在暗中搞大事。
朝廷明明知道他们不安分，但是在没有真证实据之前，朝廷也不好妄加惩处，虽然也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干净，但杀这些人容易，对天下百姓的影响却是巨大。所以这一仗，更是为以后的安稳打，而不是统一，最好是以消灭敌人的名义，把他们通通杀死在战场之上。
当然了，张士贵并不知道杨侗的险恶用心，他又思索一会儿，毅然对元仁师说道：“我还是要劝太子出兵，就算不答应退到蜀郡进行大决战，也应该从派兵从金渊方向对苏定方所部施压，好让我和侯将军有所作为，要是我们吃了一部隋军，就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还请元司马再次入京，向太子殿下陈述我的用意，也希望朝中大臣以大局为重。”
“卑职领命。”元仁师见他尤不死心，只好无奈的应了下来，离开大帐之后，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匆匆忙忙的朝成都城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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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单是张士贵对李世民的被动防御有了置疑、不满之意，便是李唐王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也因为一连串不利消息的传来，对这次事关生死大战也开始产生了争议，甚至矛头大多是指向李世民这个暴力上位的太子。
北部唐军段志玄、卫孝节战死，导致顺政、宕昌失守的消息也传到了成都城。战局的不利使朝廷不满之声愈加高调，战局的不利，也使安分了一段时间的帝党开始抬头，尤其是李神通、李瑗帝党首领，开始在各个场合抨击太子党（李世民党）在战局中的不利表现。他们认为李世民所重用的刘弘基、李仲文、张长逊、李孝常、韩威、段志玄、卫孝节个个都是无能庸才，才接二连三让隋军打败，不但丢失了益北大片疆土，还造成了当前的困境。
东宫嘉德殿内，元仁师又一次受张士贵委托前来劝说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的情绪十分焦虑低沉，内部节节攀升的粮价他无力平息也就算了，毕竟他以前是以武将的名义出现在各个场合，如今还能以骤然接管朝政，不熟悉政务来推诿。但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却是无从辩解的。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也使李世民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错判形势、高估了益州之险，也对隋朝的实力、对隋军武器装备估计得严重不足，致使外派了太多兵力，当蜀中葭萌关、白水关、梓潼关被隋军利用飞天神舟神不知鬼不觉的拿下以后，他一时间无兵可派，致使隋军没有遇到多少像样的抵抗，就轻易的拿下了清化、平武、义城、普安、金山五郡，而这五个郡的全面失守，使各方震惊的唐军在毫无准备、毫无所觉的情况贸然来战，从而引起了一连串惨败。
另一方面，他在南部的表现又过于乐观，认为高士廉可以凭之险，将李靖御在秭归之外，即使秭归失守，还有巫山、巴东可以防御；而在李靖西征巴之后，又让侯君集营救秭归。就在这个重大决策上他犯下了错误，如果当时的命令是让侯君集支援易守难攻的人复县、高士廉高放弃秭归、巫山、巴东，前往人复县和侯君集合二为一，那么李安远就不会中了苏定方的埋伏，南部也不会有今天的被动局面。
否则的话，即使苏定方为首的北镇军有所斩获，那么牺牲的也只是高士廉那一部，而不是这种大片领土沦陷、隋军不断杀来的危局。
“殿下，张总管的意思是撤军回蜀郡，以保持我军实力，然后集中兵力，在平泉和新津与南路隋军决战，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只要我们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一定可以成功歼灭一部隋军，虽然对于当前的局势不会起得根本性的大逆转，但至少可以坚定朝野上下、全军将士抗隋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击退很多不利团结的声音。”
元仁师回到成都城之后，就直奔东宫而来，可是他在大路上就可以听到种种不利李世民的声音，由此可见，这种声音已经到了甚为喧嚣的地步，现在唯一办法就是在军事上取得战果，扭转李世民的口碑，哪怕只是取得一小点战果都好，若不然，这种声音会越演越烈，当全城都在议政、都在置疑的时候，局势会凶险百倍。
“我也明白张士贵将军的难处，也理解他的求战之心，甚至连我也认为他的大决战之设想是我们目前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只是他和侯君集、翟长孙一旦撤军北上，隋军就会步步紧逼，根本不给我们备战的时间，仓促之间在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交战，我们获胜的机会更为渺茫，若是再败，南部隋军就兵临城下了，再想把他们打赢就难上加难了……”说到这里，李世民忽尔一阵恍惚失神。
也是这一刻，当李世民这个李唐王朝的最高决策人说出这番话之后，也终于理解了李渊、李建成的难处了。以前不是李渊、李建成不想打、怕打，而是不能打、打不起，现在的自己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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