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山东早都已经全面耕地化了，这三万平方公里，算起来，几乎就可以认为全是耕地——因为挖河不可能往山上挖，肯定走平原，河南山东的平原，居然还有不是耕地的地方？
大约可以认为是4500万亩耕地。
沿途影响的百姓，加在一起，约莫得有个四五百万人，甚至还得更多。
这还不算需要征徭役的、需要出工的，只是大约只算需要迁徙的。
不是说不住在河道里就不用迁的，而是土地在那，就得全迁，因为这年月的大顺、或者说整个世界市场，容不容得下一百万工业人口都难说，这些人没有地只能再给他们安排土地。
大顺从来用不着什么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去创造廉价的城市劳动力，就现在来说，不搞圈地都一天天的头疼灾民流民退佃者的数量。
这还是黄河的一系列问题里，最为简单、最可能实现的最容易解决的一件事。
剩下的，迁民、修堤、测绘、开河、拆堤、易原本就有的河流……哪一个，都比这个难。
这件事，怎么看？
要是皇帝真下定决心，为了彻底治理华北地区的水患，为了防止几百万人受灾，哪怕说主观上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而要要把这件事干成。有政治理念、明确纲领的对封建王朝绝对造反有瘾的，说不定都会暂缓几年琢磨着搞点大新闻的想法。
因为，黄河水灾，不是一个“嗖的一下”，一年结束的事。
而是，如果不管，任由爆发，会是一个至少大约十年的连续灾难。
水灾。
无固定河道的来回摆动。
漫水之后的盐碱化。
水患之后必然会有的大规模蝗灾——蝗灾是必然的后续。
暴动。
起义。
反抗。
不当安安饿殍。
贪腐。
徭役。
向南决口。
海潮倒灌导致的水平蔓延。
流民。
大量人口死亡后的瘟疫。
水灾中的尸体导致的疾病传播。
海拔淤积升高导致的向南向北淹没。
六百年没有治黄心理准备的山东百姓和官员的不知所措。
等等、等等，至少得要个七八年、最起码也得五六年，黄河才能固定下来河道，走一条固定的路线入海。
至少是一场几千万人级别的大灾，照着六七百万人死。
把目标放在扭曲的唯生产力进步上，可以有别的方向的投资选择。
把目标放在真正的仁义道德王政上，这件事就算再难，也该尝试着去做。
把目标放在服务于民族、或者服务于同胞，这件事当然也要做。
至于更为宏大的理想，那自不必提。
然而，太子此时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考虑，也没有往哪怕是扭曲的唯生产力的方向上考虑。
他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想法说出来，父皇不会满意。
因为从封建皇权统治的角度来讲，做扁鹊是正确的选择；做扁鹊的大哥二哥，都是错误的选择。
而且，选择做这件事，也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失败的可能，这不是一定会成功的。
不做，也就不会失败。
可是，皇帝现在问他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
能回答的几个选项，太子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或者皇帝不会愿意听，亦或者有些听起来倒实在像是故意挖坑引诱。
现在假设明知道黄河会决口，却不去管，那么将来出了事是谁的责任？
思索许久，太子终于道：“儿臣愚钝，实在不知此事到底该怎么讲。还请父皇赐教。”
皇帝在心底幽幽地叹了口气，刚才略微有些失望和不满的情绪终于被压了下来。
一开始，他是朝着一个“守成之君”的风格来培养太子的。
那时候，皇帝觉得，北伐罗刹、西复西域，日后便天下太平了。无非也就是继续搞一搞西南的改土归流，这些守成之君足矣。
很多麻烦，在他驾崩之前，都能解决，留给儿子一个完美的盛世。
但，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这二十多年，多少新东西接踵而至；大顺的战略重心一变再变；甚至于最后不得不考虑内外分治等想法。
结果到头来发现大顺已经被时代绑架，不得不主动往前走，否则就要出大事。
过去的千余年，盛世之下，守成之君做继承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变化没有那么大，底子够厚，只要不作死搞出来土木堡之类的情况，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可现在，守成二字，难矣。
昔者，唐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可现在，哪还能守成？每一步都必须要开拓，哪怕要当个守成之君，就如今大顺的局面，也非要干出来几件大事拉出来威望，才能守得住。
见太子被自己一时间逼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皇帝也明白，有些想法，太子心里即便想了，也不太可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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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道：“吾儿且记住。这件事，可以是治水河工大臣的责任，也可以是皇帝的责任，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人的责任，或者也可以谁的责任都不是。”
“但不管选哪一个，选择权当在天子手里。而为天子者，最忌朝令夕改。”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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