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吗？”闫思弦伸手去拿纸杯。
胡叔更快地捂上了杯口，“不了不了。”
闫思弦坐下，“那咱们说说正事儿吧，肖川回来的那天，都跟你们说过什么？”
坐下以后，闫思弦便再也没有看胡叔一眼。他低头看着手中文件夹里的资料。
那是嫌疑人肖川的背景信息。
肖川和问询室里的五人的确来自同一个南方村子。
肖川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们早早嫁人，减轻家庭负担。
肖川读书时成绩很好，一度被认为是全村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可他刚上高中那年，家里的拖拉机翻了，他的父亲和弟弟当场被砸死，这个生活条件在村子里还算不错，原本最有希望出大学生的家一天之间支离破碎。
顶梁柱没了，母亲身体又不好，做为仅剩的男人，肖川必须肩负起养家的责任。
父亲的葬礼过后，肖川便背着被褥，随村里的叔伯们踏上了打工的列车。
他从小工做起，因为心灵手巧，又勤奋肯学，很快就掌握了刷墙、铺地之类的装修技巧，能够独当一面了。
他始终沉默寡言。跟一般的打工者不同，除了干活和睡觉，他只爱两件事，读书和攒钱。
攒钱是为了母亲，读书则是为了自己。
在肖川居住的窝棚里，刑警们找出了一个帆布背包，那背包很大，上面打着补丁，肩带和背包连接的地方针脚被撕扯得有些稀疏，能看出来，那个位置被缝补过很多次，各色的线头挂在上面。
背包里全是书，沉甸甸的。
在肖川心中，一定埋藏了深深的遗憾吧。不知他翻开书页的时候，会不会幻想自己正坐在大学的自习室里。
资料的最后一页是一张诊断报道。
肝癌晚期。
一个月前，肖川的母亲被查出了肝癌晚期。
闫思弦能想象得到，一个勤俭质朴了一辈子的农村妇女，是如何默默忍受病症初期的痛苦，硬生生将病症拖到了晚期，使得自己形容枯槁。
毫无疑问，肖川是个孝子，从这一家的银行流水就能看出来，他打工赚的钱几乎钱汇给了家里，自己只留下相当微薄的生活费。
母亲患了癌症，这个家更缺钱了。
这是个能站得住脚的犯罪动机，一个被钱逼到走投无路的人，谁都不知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比如在僻静路段拦路抢劫，比如由抢劫演变为杀人。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但闫思弦还是等待着胡叔的答案。闫思弦已经看完了案宗里的内容，胡叔却还没给出答案。
“他跟你说什么了？”闫思弦重复了一遍问题。
他并未询问肖川是否在犯案后回来找过他的工友，而是一上来便拿出“我知道他找过你们”的姿态。
严格来说，这是诈供。好在法律对诈供的描述既模糊又宽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不能要求正直的人在跟流氓对抗时只能用正直的手段，那简直是在保护流氓。闫思弦一直认为，警校应该开一门课程，教一教大家如何打诈供的擦边球。
胡叔还是没有开口，所以闫思弦才有时间胡思乱想。
终于，胡叔开口了。
他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小川儿太不容易了。”胡叔感慨道：“那孩子可怜啊。”
“所以你们都知道他妈妈得了癌症？”闫思弦问道。
胡叔点点头，“他要是真干了什么，那是因为他没办法……没办法啊……”
闫思弦靠在椅背上，冷眼看着胡叔，“这是他给你的解释？杀完人之后他就是这么跟你解释的？”
胡叔摇头，“他真的没来找过我们。”
真的。
人在撒谎的时候往往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掩饰。
“你好好想想，”闫思弦道：“你们可是有五个人，这事儿被问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胡叔犹豫着，最终还是点了一下头道：“好吧，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他是回来过一次，只是说他犯了事儿，要去躲着，让我们帮忙照顾他妈，还拿出了几百块钱。”
“你们见面时的情景，仔细说说。”闫思弦向前探着身子。
“我们没见面。”胡叔摇头道：“我只是听见……那天晚上，小川儿和小国吵架……好像是吵架吧，声音不大，我迷迷糊糊听见，又迷迷糊糊喊了一句’小川儿回来了？’他们就没音儿了。
第二天一早，我问小国，小川儿是不是回来了，小国就拿出来几百块，说是小川儿给的。
再细问，他就跟我们说，小川儿犯事儿了，好像是杀人，得出去躲着，他不让小川儿走，俩人就吵起来了。
最后小川儿还是走了，留了几百块，说是想让小国帮着照顾他妈。”
胡叔满心哀怨地低下了头，仿佛他干的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儿。
这种法律意识的浅薄让闫思弦有点同情胡叔，他指着照片道：“你觉得肖川无奈无辜？那你看看被他杀死的人。
周忠戎，退伍汽车兵，一条腿丢在川藏线上，被肖川遇上他就活该遭遇灭顶之灾？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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