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政教合一，所谓“明堂”，就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办大典、祭祀祖先的地方。
武帝迷信，对祭祀鬼神之事特别感兴趣。他本是个精力充沛、好奇心强的人，外加少年心性，对立明堂这样的“形象工程”自然是直流口水。
可是明堂太遥远了，赵绾、王臧也不太知道明堂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武帝派出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隆而重之地将申公从鲁地请过来。武帝对申公闻名已久，他见申公，大概就像是在困顿迷途之中瞧见了光亮，激动得不得了。
武帝问：“我该怎么做？”
申公满头白发，打呵欠似的说：“少说话，多做事。”
武帝掩住失望的神色，拜申公为太中大夫，“议明堂事”。
接着是令诸侯就国。这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各位诸侯都不愿意。原来，诸侯的食邑虽在外地，但他们多数娶了皇家的公主，别说他们自己不愿意回到穷乡僻壤，身娇肉贵的公主也不愿意。其实这件事很让人费解，因为这个“令诸侯就国”的诏令并没有什么实质利益，但它却表明了武帝改革的决心。
此外的各项政令分别是：
1.除关。武帝之前，各国各有关禁，武帝废除关禁，既是要装出一个“不设防”的盛世气象，更重要的是这对瓦解诸侯国的“占山为王”的状态很有助力。
2.仿周礼而创汉制。武帝欲行儒道，而儒道的源头在周，故这条诏令的颁布是理之所必然。
3.贬谪诸窦宗室，其“毋节行者”，削除爵位。这就直接涉及人事的调动、豪族的利益了。这个针对窦氏宗族的法令，是武帝对窦太后的一种挑衅，一种试探。窦氏家族的人果然暗中向太后抱怨。
这时候，闽越攻打东瓯，东瓯遂向汉朝告急。闽越即是今天的福建，东瓯即是今天的浙江、闽北地区，两国同属越人，风俗相近。自秦末大乱之际，闽越东瓯等纷纷独立复国，日益强盛。
原来，吴王刘濞的儿子刘子驹藏在闽越，他怨恨东瓯在父亲刘濞败逃投奔的时候将他杀害，所以总是怂恿闽越国王对东瓯用兵。
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廷议时让群臣商略。太尉田蚡首先发言，他认为越人之间互相攻击，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根本无需奇怪，更不要说劳民伤财地发兵去救。越地多是蛮荒之地，就算我们打赢了，又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秦朝时就已经把它放弃了。
武帝正思索田蚡所说的话时，有个人站了出来痛斥田蚡的见死不救。这个人叫做严助。严助是严夫子严忌的儿子，武帝即位之初“举贤良方正”，严助是第一批入选之人，深受武帝赏识，常常替武帝与那帮他看不入眼的老臣当朝辩论，不久武帝擢升他为中大夫。
严助本名庄助，可是后人为了避汉明帝刘庄的讳，替庄助改了姓。严，庄严，二者本来互训。其实刘庄比严助晚生了一百多年，是晚的不能再晚的晚辈，庄助死后若地下有灵，知晓自己变成了严助，不知会有什么反应。
严助分析说，救人这件事，就怕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救援，恩德无法泽润到东瓯，如果有这个力量和本事，为什么不救？秦人放弃越地，我们就要放弃吗？秦人连咸阳都放弃了，何止区区越地！现在东瓯前来求救，若陛下不能救援，他们还能到哪里求告呢？我们大汉又如何统领万国呢？
严助言辞犀利，字字铿锵，武帝听了这么热血的议论，立即说：“太尉不足与计。”
于是武帝令严助带兵救援东瓯。战国以来的军制，是发兵必须有虎符作为凭信。虎符分为两半，一半在君主手中，一半在将帅手中，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发兵，所以当初信陵君要“窃符救赵”。
也许是因为虎符掌管在太皇太后那里，不在自己手里，也许是为了考验严助，具体的情况很难知晓。总而言之，武帝没把虎符交到严助的手中，这就要看严助的机变智谋了。
严助持着武帝所赐的旌节来到会稽郡。
严助对郡守说：“皇上刚刚登基，不想动用虎符，烦请你发兵。”
“没有虎符就想发兵，这形同谋反。”郡守援引汉朝法律拒绝了严助。
狠话都已经说了出去，如果无功而返，就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了。严助一咬牙，扯过郡守下的一个司马，抬手就是一剑。司马的人头沿着阶梯滚落，血痕斑斑。郡守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严助之后大呼道：“有敢违天子命者，下场如是！”
于是郡守发兵火速救援东瓯，汉兵未至，闽越兵闻风而退。
出兵东瓯这件事，对错很难说清。按着田蚡的意见，闽越攻打东瓯确属越人的内部纠纷，汉朝派兵维和的确是拿自己的银子补别人的窟窿。但世事往往要从长远来看，才能得出一个较为清楚的结论。汉朝出兵，加大了对吴越的影响力，这对以后将之永久收入中华的版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抛却利益的计算，东瓯的危急，本来就是帮助汉朝杀掉刘濞引来的，汉朝不应该对此坐视不理。武帝的心中有个大大的版图，他要凭借自己的意志把它一点一点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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