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报业来说，获得利润的方式并不只有销售报纸这一条路，除了纯粹的报纸售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广告收入。
当一份报纸被大众所接受，他的销量提升上来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企业到这个报纸上面去投放广告。
而这笔广告费就是这家报社的另外一笔收入，甚至很多时候，一家报社的广告板块已经超过了内容板块。
所以，广告收入也是报社利润当中的重要来源。
而报纸的重要发展也是报社利润提升的重要因素！
民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办报活动的高潮。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大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旧的禁令的废除，民国建立之处，废除了很多封建时代的残留禁令，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新闻业的禁令。
要知道在以前的封建社会，对于舆论的控制一直都掌握在皇权手中。
而这些禁令的非处，也给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第二个是建立了新的自由新闻法律体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先生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二是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
这些法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新闻行业的准则，同时也保障了新闻行业从业者的权力。
对于新闻行业出现更多的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点是革命党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推动！
在辛亥革命进行中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党立刻在其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建立起自由新闻体制。
戈先生曾经说过“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
自由主义者穆勒也曾言，“自由绝不以放弃自由为代价。”
绝对的自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不自由，会出现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种剥削不止体现在物质上，在精神世界里也森然存在着这种混乱的秩序，弱者悄然堕落，强者自然超脱。
所以，规范报纸出版的自由权力，以及给出这个自由的范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点是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影响！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针对《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的状况，由内务部参事草拟了一个简单的条例《中华民国暂行报律》。
同新闻界约法三章：一是报刊出版须登记注册，否则不准发行；二是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停止其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并坐惩罚；三是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应得处罚。
该条例遭到了上海新闻界的一致反对。
对此，孙先生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下令取消了该报律，此举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
第五点是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期待逐渐提高，大家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态度也越来越好，群众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认知也有所改变。
在各方加持下，他们更多的成为了公众的代表，成为了人们了解时事的通道。
在各种方法的加持下，新闻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猛增至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门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到90多种，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在这些报刊中，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是政党报纸。
他们的报道内容更多的是跟政党有关的内容，虽然秉持着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具体内容却更政党密不可分。
但是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多久，袁上台后，对舆论和新闻界进行了控制，一是创办御用报纸；二是收买报纸或报人；三是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纸；四是通过立法手段建立为其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人。
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了300多家，报刊减少了三分之二，报人大批被捕被害。
因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所以中国新闻史上把“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后来随着袁的下台，新闻行业迎来了再一次的发展。
其中新闻业务的进步和通讯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电报技术的普及，报纸上电讯增多，有实力的商业报纸还以重金聘请有才能的记者常驻北京，发回“北京专电”或“北京通讯”集中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
一批名记者精心钻研采访技术，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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