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之所以将这篇《进士家考》转载到了邸报上，刊行天下，其根本目的是戳破一个谎言，富贵修德的谎言。
在儒家构建的大同世界里，是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之序，就是只要遵循尊长幼的秩序，就可以致大同。
这个理论框架能够成立的根本基石，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就是富贵之家往往更有修养和道德，所以富、贵之家，就是天生地养的治人者。
类似的表述很多，比如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比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等等。
这种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朱翊钧读书很好，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曲解。
因为儒学里，君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很有德行的人；一种是治人者也；
但多数的儒家学士解读的时候，都刻意的把这两种含义混为了一谈，解读为：治人者，就天生就有德行。
荀子曾经在讨论性本恶的时候，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如果王孙贵族、士大夫的孩子们不能明白礼和义，那就是庶人；如果庶人的子孙，积累了足够的学识，行得正，走的直，明白礼和义的重要性，就该是王公士大夫。
这个人是否尊贵，他这个人的价值，不看他的家世，而是看德行，他就是家世再好，没有德行，那就是废物一个，如果这个人家世不好，德行极好，那就是君子。
这才是原教旨的儒家理念。
这种思想，强调个人德行，而非世袭地位去决定人的价值，早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出现。
正因为荀子的这些观点，他被开除了儒家的至圣先师的序列，大明士大夫人言必称孔子、孟子，很少谈到荀子。
而这名笔正更进一步的戳破了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的谎言，显然进士之家，九成六的都传不过三代，富贵和德行、礼义、节俭这些美德，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甚至富贵会催发出人心之恶，没这点家产，还不会闹得这么凶。
对于皇帝陛下转载的这篇文章，大明上下，反响并不是很激烈，因为反响越激烈，这些事儿就越容易引起讨论，最终让这件事越广为人知，最好的应对手段，就是当没看见，算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也没什么好值得反驳的，谁让这名笔正，是用了五年时间，考证了如此多的进士家族，得出的结论，是实事求是，要推翻他的观念，有些太难了。
大明上下内外，也逐渐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离开了儒家，大明王朝仍然能够存续。
儒家作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一直是郡县帝制、皇权体制下，维护皇权稳定最重要的手段。
皇帝把兖州孔府掀了，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如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慌在蔓延，但很快，上到皇帝，下到万民，都发现其实并不会毁天灭地，相反，大明的秩序仍然存在。
先秦时候，至圣先师那么多，不是光一个孔子、孟子，荀子、法家、道家等等诸子百家，都有可取之处。
时间一久，大家发现，其实诸子百家一直存在，只不过大家披上了一层儒家的皮而已，现在把这层皮掀了，反而活的更加通透了。
比如徐贞明，比如柯延昌，陛下御笔册封的大司农、少司农，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农家的身份，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之前，他们看起来是儒学士，但骨子里是农学士。
皇帝再次刺破了儒家的一些神话，代表着儒家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破坏，这对大明上下而言，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儿。
大明所有的风力舆论，都集中在了侯于赵的《深翻》之上，上一篇《翻身》的立意还有些模糊，这本《深翻》的立意就非常的明显了。
翻身和深翻两本书，都强调了一件事，公平、公正、正义，是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要指望青天大老爷心善，普降甘霖，那是对明君圣主的幻想，真正的公平、公正、正义，都是斗争中得到的。
不去斗争，就无法获得正义。
从浙江还田和巩固还田的经验和教训去看，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资料的归属，真的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复杂的农户、佃户、地主、乡贤缙绅、官吏之间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共识。
而这个立意被剖析和解读后，自然而然的引发了一个推论，这岂不是说要鼓励斗争？
这种鼓励会把大明导向何等方向，会不会让稳定的大明不再稳定，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除了斗争这个议题之外，还有就是浙江的变化，让人们措手不及。
皇帝陛下在浙江推行还田令，是惩罚，是对仁和县遭遇大火的报复，但陛下的报复和盛怒，似乎只给浙江带去了短暂的苦难，而后就迎来了堪称是辉煌的发展。
浙江拥有了整个大明最多的工坊、最庞大的匠人人口、如同江海一样的白银涌入、道路在变得四通发达硬化路面的路，冠绝大明，浙江能够生产大明所有的货物，甚至包括了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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