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沙护着头，在墙角缩成团，没有喊叫、没有哭泣，也没有抵抗，就和儿时被母亲安苏妮责骂、抽打一样，全然不回嘴、还手。在家里的经验告诉他，有时候，不论你有没有错，面对认为你有错的大人，你都是有错的。在这种时候，千万别想着顶嘴，老实挨打挨骂就行了，不然，这警棍的力道，还会加大。
警棍砸得角度很是刁钻，不曾落在后脑勺、下巴、颅颞、腹部、下体这类脆弱的部位，打的，尽是胳膊、脸、肩膀和大腿，敲得哐哐当当。挨揍的地方，就像割了花刀，泡进兑了辣椒水的柠檬汁里一般，又酸又疼又麻。
打累了，年轻警员摘掉帽子，擦走汗，又拿皮鞋尖朝他屁股踢了两脚：“小子，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你死犟着嘴，浪费我们的时间，害我们大半夜睡不着觉，会惹得我们更不高兴，知道吗？我们不高兴，受罪的还是你，不对吗？”
“是啊，你嘴硬什么？”大胡子喝着热茶，畅快地吐着热气，蹲在他旁边，苦口婆心地劝着，“再说，这事明摆着就是你做的，你老实承认了，不好吗？”
“我是…报警的，”坎沙还是护着头，断断续续地说着模糊又肯定的话，“我不是…干坏事的…”
“妈的，给你脸不要？是吧？”
骂着，年轻警员又要动手，大胡子却令之退到一旁，清了清嗓子，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低到微不可闻，却又字句清晰，把一个个单词、一句句话语劝进了他那对还在嗡嗡响的耳朵里：
“小子，你别撑了，你撑得过吗？你想想，你不是才十七岁，你还没成年嘛，我告诉你，照咱们北边的法律，你是死不了的，也坐不了牢的，知道吗？也就是进那些青少年矫治中心，少了一两年，多了两三年，你就出来啦，档案履历上都不会记录，知道吗？你就当进去度个假，休息几年，刚好也解解高中的乏，不好吗？你说，你要是在我们这儿硬扛，多挨几棍子，别的不说，就说说腿吧，你想想，你要是把腿折了怎么办？你们家没几个钱，又请不起圣恩者，去那些医院治好了，也得瘸着腿，走一辈子高低路。孩子，这不值当啊，你再想想，啊，再想想吧。”
门又一次锁死。
窝在墙角的坎沙，还是抱着头、捂着脸，那张说不清话的嘴在嘀咕，在问…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是报警的吗？他不是目击证人吗？为什么这些条子，非要逼着他认罪，非要强迫他背黑锅？这样做，他们能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他们是单纯的懒？懒得去查案，懒得去核实情况？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他不知道。他现在，只有摸着鼻子，靠躲在墙角的宝贵闲暇，蹲着睡一会儿，尽量休息那么一会儿。
但警员们不会放过他。他的眼睛一合上，年轻的警员就会走进来，给他浇一杯凉水，或者踹他几脚，叫他醒过来，好好想想接下来要交代的话，别再犯蠢，别再发傻。
在单透玻璃外休息的大胡子，是悠闲地看着监控，喝着黑茶，看这个年轻的高中生还能熬多久，欣赏这个熬昏头的蠢东西是多么软弱地瑟缩，还跟年轻的警员打赌，赌待会儿进去，他会多崩溃地趴在桌上、跪在地上求饶，然后，美美地睡个小觉。
早晨七点，闹铃响了，时间到了，大胡子揣好警棍，别好手枪，跟年轻的警员吹嘘了一番枪法，还炫耀了弹匣里的新子弹——一种口径小，但膛压高、弹头采用钢芯材质的昂贵弹药，不仅便于操控，威力还比那些打不死小屁孩的玩具枪要大得多，一枪放倒发疯的野牛，问题都不大。
两位警官再次坐回审讯室，等着报警的人爬出墙角，扶着桌子坐起来，好好听他们训话。
大胡子叼了根香烟，深吸一口后，把呛人的废气喷到坎沙的脸上：“想明白了吗？小子？”
“想明白了。”
“那好，这次，该说什么，你知道了吗？”
“知道。”
“行吧，别让我们失望啊，说吧，昨天晚上…”
“我要打电话。”
大胡子放下签字笔，粗犷的眉毛皱得很高很高：“嗯？”
“我要打电话，给我家长打电话。”
笑了，大胡子笑了，笑得无可奈何，笑得像是在看一个弱智讲笑话。
坎沙没理他，只是表明自己的需求：“打电话，我现在就要打电话。”
“小子，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跟你老实说吧，我就是把你押在这儿一个星期，把你扣在这儿一个月，把你关在这儿半年，你家里人都找不到你，就是找到你，他们也见不到你，就是见到你，你也得是个哑巴，说不出一句话，知道吗？”
坎沙的双手垂在身旁，两眼灰蒙，看不见分毫的光亮：“我现在，要打电话。”
“醒醒吧，小子，你打不了。我要你打，你才能打，我不要你打，你一辈子都不能打。”
“我读过法，我知道共治区的法律规定，任何被羁押的人都有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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