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林和王长贵心里窝着对田家恼生产队队长田桂星的火气，一大早就来到了达摩岭大队的九队，一个叫杂垴窝的小村庄，严格意义上说，杂垴窝不能算一个村庄，总共十一户人家、七个姓氏，分散在四道山岭的缝隙里，人口最多的一家便是生产队长渠苟蛋家，他家弟兄三个，和他姐渠二苟，总共占了四家。
沿着山路一路向下，又转了几个胳膊肘子弯儿，便到了渠苟蛋家，两条破垌也没有插券，就是掏了个土垌子，简单地用坯栅了个门框，安上了两扇木门，就是家了，门外的院子里，用木头支起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四面漏风的棚子，柱子熏得黑乎乎的，应该是厨房。门口卧着一只卷着毛脏兮兮的柴狗，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表现出热情，也没有什么敌意，甚至没有一丝好奇，懒洋洋地卧在那儿一动不动。回头向上一望，才知道已经到了沟半腰了，往下还有几个台阶，另外三户人家还在下面的沟底，其他人家则分布在靠近王岗大队的沟里了。
听到有人喊叫渠队长，一个女人扶着门框出来了，她用手努力地向前摸着什么，说道：“你们找俺当家的啊，他不在家，出去了。”原来是个盲人。
“大姐，出去了，出去干啥去了？”王长贵问道。
“哎呦，大姐，你不方便就不要出来了，我们找渠队长问点情况就走了。”王瑞林看着那女人艰难的样子，说道。
“我一个瞎女人，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俺男人的事，我从来不管的，你们找他干啥啊？等过两天回来了，我给他说。”那女人听出来了，对面的人说话的口气，像是干部，而且是上边来的干部，要是大队那几个人，早就开骂了。
王瑞林也笑了起来，显然这妇人是知道他男人干什么去了，要不怎么会说“等过两天回来了”呢。于是，便明明说道：“我们是县上来的，是李书记派我们来的，要看看咱九队群众的生活。”
没想到那女人倒警觉起来了，连连挤出一脸笑容，说道：“咱九队的生活，好啊，好得很啊，吃不愁、穿不愁的，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托社会主义的福啊……”盲女人如同背书一样向他们说着话。
王长贵伸头向她家厨房里看了一下，除了一个灶台，三五个陶碗，几双筷子外，什么都没有了，灶火台上放了块巴掌大小的木板，应该是当锅铲子用的。
就在三个人说话的时候，从下个台阶处，上来一位老人，在门外听了好大一会，才拐进院子来，说道：“你们是子七那个工作队的，子七咋没有下来啊？”
王瑞林一听，急忙给老人掏出一根烟来，让了过去，老人晃了晃手中的旱烟袋锅子，拒绝了王瑞林。王瑞林划了根火柴，自己点着了那根烟，又给老人点着了旱烟袋，这才问道：“你认识罗书记啊？”
那老头一愣，反问了一声：“什么，罗书记，他又成书记了？不是丰子泽是书记吗？”看来，老人几乎是与世隔绝了，连丰子泽早就不任大队支书了还不知道。
王长贵笑了，说道：“老人家，你错了，罗书记是公社副书记，他丰子泽不过是大队的支部书记，也早就免职了。”
老人也笑了起来，说道：“小伙子，你说那事，我早就知道，我，也是个老党员啊，我叫渠四格，是当年李新治、苏君成的兵，也是参加过田北牛儿店起义的。我的意思是，罗子七这个书记，这回能不能扳倒丰子泽这个书记，让太阳照到咱杂垴窝来。”老人显然是激动了，他向上指着天，二人随着老人的手望过去，都八点多了，渠苟蛋家的院子里还没有被太阳普照。
老人放下了手，有些丧气地说道：“给你们说句实在话，也不怕丢咱共产党的人，几个孩子出门要饭去了，等收麦时再回来。”
王瑞林突然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翻开了达摩岭大队的党员花名册那一页，惊呆了，上面竟然没有老人的名字，于是便拧开了自来水笔，坐在了一把破凳子上，问道：“渠四格同志，你是哪一年入的党啊，这上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你的组织关系在公社还是？”
老人听了，猛抽了两口旱烟，吐出一股难闻的火辣气味，也搬来个树根坐了下来，说道：“我的组织关系，在丰子泽的罪恶里。他把我开除出党了，但我自己没有把我开除出党。”老人沉闷地说起自己的故事：“我是1945年新年入的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李新治、王来臣，带领我宣誓的是王义，我们随着部队光荣地在田县西北的牛儿店宣布了起义，从此脱离了伪军，加入了伟大的八路军。后来，我随部队南下，中原突围时我负了重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我砸毁枪械后一个人要饭往家走，中途遇到了国民党的收容队，便把我给收容了，三天后我偷偷地跑了出来，辗转回到了田县。因为我本来是从豫东逃荒过来的，孤身一人，早已没有了家，也只能回到田县了。后来，就找到我的战友王来臣、王义，到了咱达摩岭，又在这养好了伤，成了家，娶了苟蛋他娘，过起了日子，因为身体原因，当时并没有加入他们的三小队，但却参加了他们党支部的活动，再后来，来臣和王义都牺牲了，我也与组织便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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