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什么都缺。
物资靠配给，燃料靠计划，每一发子弹从申请到到手要走三个月流程。连暖气都得看天——零下四十度的时候柴油冻住，你就得自己想办法。
在这种地方，任何不必要的消耗都要写报告。写清楚为什么，用在哪里，预期收益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得在季度审查会上被人指着鼻子问。
而针对陈树生这个人——
他的一系列布置，在某些人眼里，实在是有点不必要了。
不是说陈树生不值得重视。资料他们都看过。三战老兵，边境剿过匪，带过特勤，单兵作战能力评级全优。但这些数据本身并不罕见。新苏联军方能混到这一步的老兵，一只手数不过来。
问题是预算。
为围杀一个人申请的火力配置，快赶上清扫一个中等规模的铁血残部据点了。重型火力封锁。多频段通信干扰。三套独立指挥链。后备梯队待命时间不超九十秒。光是卫星热成像覆盖的租金，就够前线一个侦察连三个月的轮换补给。
这已经不是狮子搏兔的范畴了。
这是在用几百万的弹药去打一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兔子。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没有人立刻回答。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蠢。他是这场行动的战术顾问之一，履历上打过七年巷战，知道子弹打在人身上是什么效果——也知道一具尸体值多少钱。
他也不是胆小。他只是觉得，这个配置已经不像是在围杀一个目标了。像是在准备一场小规模城区攻坚战。而且是硬攻。以清理整个街区的火力密度，去对付一个连重型防弹插板都不一定穿的人。
纸页翻动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很轻。
主位上的人抬起手，指间夹着一页文件，翻过去的动作不急不缓。纸张摩擦的声音在密闭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轻得像一把刀从鞘里抽出来。
“如果陈树生真像资料里写的那样——”
那人的声音很平常。不重。甚至没有刻意压低。像是在念一段已知条件的开头。
“——那就有必要。”
“……如果他没有那么强呢？”战术顾问追问了一句。不是抬杠。是严谨。他要做的就是在计划启动之前，把所有假设性问题全部问完。这是他的工作。“如果他比资料里写的弱呢？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东西，最后发现打的就是一个普通老兵呢？浪费的经费谁来负责？”
主位上的人抬起头。
他没有正面回答第二个问题。只是看了顾问一眼。
“那我们只是浪费了一些钱。”
这句话说得很轻。
语气里没有什么“浪费就不要浪费”的强调。就是很平静的一句话，像商人承认库存损耗一样。
然后他把那页资料放下，叠在另一份文件上面，继续翻了下一页。但他没有让对话结束。纸页还没落稳，他的声音又接了上来。
“但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强——”
他停了一下。
非常短暂的停顿。将视线从文件上抬起来，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平视着墙上的电子地图。地图上，预设的伏击区域被三圈不同颜色的闭环框着。每一个闭环都代表一层封锁。最外圈延伸到了三公里之外。整座城区东部。四十二条路口。十七栋可通行建筑。排水渠三个出口。
“——而我们准备少了。”
后半句话没有说完。
也不需要说完。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战术顾问沉默了。他没有再问第三个问题。不是因为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在这种纸上推演无法穷尽现实的情况下，决策者的逻辑已经足够清晰了。剩下的不是讨论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
主位上的人合上文件夹，椅子往后推了半格。
“继续。”
于是，一切准备按计划推进。
人员筛选。
不是从普通部队里挑。三星档案起步。每个人至少有一次以上高烈度交火记录。心理评估良好。团队默契度达标。最后筛选出的作战小队一共多少人——不能多，多了臃肿；不能少，少了不够用。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围猎单个目标时人数不是决定因素。质量才是。但如果目标的单兵能力远超常规，那就必须用数量把质量补回来。唯一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需要补多少。
火力布置。
不是一个狙击位。是六个。覆盖三百六十度，三层高度差。东西方向各一枚反器材步枪，弹药针对性选装——穿甲、燃烧、标记、高爆轮换。中距以精确射手步枪与榴弹发射器为主，遮断目标可能的转移路径。近距——真正危险的距离——配霰弹与冲锋枪，指定两名队员值守，换弹速度训练到可以在三秒内完成退弹装填复射。
路线封锁。
不止是地面。东西干道全线管制，标识为演习。高空无人机热成像实时监测。下水道和废弃管线通道——一共六处可能的隐匿入口——全部先行封锁或布设振动感应器。地面的、地面的下面、地面的上面，三个维度被闭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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