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加上简练而充满敬意的文字预告，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和转发。评论里多是赞叹“淳朴”、“智慧”、“真正的世外桃源”、“这样的传统应该被看见和保护”。对于绝大多数那拉村的村民来说，网络世界是遥远而模糊的，但这股关注的风，还是通过一些在外打工或求学的年轻人，隐约吹回了村里。
岩叔的儿子阿峰，在清州府一家餐厅当厨师，用智能手机看到了推送，兴奋地打电话回来：“爸！咱们村上杂志了！照片拍得可好了！我好多同事都转发点赞了！”
紧接着，乡里的宣传干事也打来了电话，语气里带着鼓励和好奇：“老岩啊，听说你们村搞的那些名堂，被省里的大杂志看中了？好事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有特色，有价值！好好保持，说不定能成为咱们乡里乡村振兴的一个亮点呢！”
这些反馈，让村里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日子，被外面的人欣赏和称赞了呢！小梅看着手机上模糊转发的照片，脸颊微红，那是她第一次被专业的镜头如此认真地凝视。小林则琢磨着，能不能借着这波关注，给村里申请更好的网络信号覆盖。
但与此同时，一些更微妙、也更复杂的变化，也开始像惊蛰后土里钻出的各种小虫，悄然冒头。
村里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起初是一两个自称“摄影爱好者”的背包客，拿着昂贵的相机，在村里四处转悠，对着竹楼、老人、孩子甚至晾晒的衣物一阵猛拍，有时未经允许就凑得很近。岩叔带着巡护队员上前询问，他们往往笑嘻嘻地递烟，说“慕名而来”，“记录美好乡村”，但眼神里的猎奇和随意，让人不太舒服。
接着，有村民去乡里赶集回来，说起在集市上听到的议论。有人说那拉村“守着金饭碗不会用”，那么好的风景、那么“原生态”的生活，要是开发成旅游点，搞搞民宿、卖卖山货，“早就发财了”。甚至有人打听，村里有没有地可以租，或者有没有“合作开发”的意向。
最让岩叔和玉婆警惕的，是村里几个原本就对巡护队严管山林、限制采集颇有微词的年轻人，口气开始有些变化。一次饭后闲聊，一个叫阿旺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地说：“岩叔，现在外面都说咱们村好，是‘生态样板’。那咱们是不是也该活络点？光守着老规矩不让这不让那，自己过得紧巴巴，有啥意思？你看人家外面，搞旅游的村子多红火。咱们有现成的名气，不如……”
话没说完，就被岩叔严厉的眼神瞪了回去。但那种基于外部关注而产生的、对现有生活模式和资源管理方式的质疑与躁动，却像初春的野草，一旦有了缝隙，便悄悄滋生。
玉婆在一次晚饭后，对来串门的岩叔和阿强说：“听见了吧？惊蛰的雷，不光惊了地下的虫，也惊了有些人心里头的‘虫’。外面夸几句，拍几张好看片子，有的人就坐不住了，觉得老祖宗定的规矩碍事了，想换‘活法’了。”
阿强感到一阵忧虑。他想起导师曾提醒：当地方社区的价值被“发现”并赋予某种光环时，往往也是其内部张力凸显、外部利益开始觊觎之时。那拉村并非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它同样嵌入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网络和价值观冲击之中。
“玉婆奶奶，岩叔，我觉得我们需要主动应对这种变化。”阿强思考着说，“不能被动地等着外面的人来定义我们，或者让村里的不同想法自行发酵。我们能不能……开一次全村大会？不光是老人，所有成年人，甚至年轻人，都坐下来，好好谈谈：咱们那拉村，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外面的关注和机会来了，我们接不接？怎么接？哪些是我们的底线，绝对不能碰？把话摆在明面上，让大家把想法、担忧、期望都说出来，共同做个决定。”
岩叔抽着竹烟，沉默片刻，点点头：“是该说道说道了。捂着盖着，反而容易出岔子。趁现在刚有点苗头，把方向定下来，立下规矩，比以后乱了再收拾强。”
玉婆也同意：“理不辩不明。让年轻人说说他们的想法，也听听老人们的道理。说透了，心才能齐。”
于是，在惊蛰节气的一个夜晚，那拉村多年未曾有过的、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大会”，在学习中心前的空地上召开了。没有上级领导主持，没有正式议程，就是全村能走动的人，搬着自家的小竹凳，围坐在几盏明亮的汽灯下。中心是岩叔、玉婆、村委的几位老人，以及阿强、许兮若、高槿之、杨研究员等也被邀请坐在中间。连陈编辑和摄影师也被允许列席旁听，但事先说明，不发言，只记录。
气氛起初有些拘谨和微妙。岩叔作为主持人，开门见山：“今天把大家伙儿叫来，不为别的，就为最近村里村外的一些动静。咱们村呢，这些年，按着老祖宗的规矩，守着这片林子，过得也算安稳。最近，因为苏瑾的画，杨老师他们的研究，还有陈记者他们的报道，外面有些人知道咱们了，说咱们好。这是好事，说明咱们的路子没走错。可外头说好，咱们自己心里得有杆秤。今天，就想听听大家伙儿的心里话：咱们那拉村，往后到底该怎么走？有啥想法，顾虑，都说说。说错了不打紧，重要的是把心里话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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