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四十一分，许兮若再次醒来。
不是被惊醒的。是醒来自来找她，像积雪压弯的树枝终于到了某一刻，不必再加一片雪，自己就会弹起来，把负担还给空气。
她躺着，听窗外的寂静。
二十四小时前，五十三万人同时听见的那场雪，此刻已经化了大半。屋顶的积雪厚度从十七厘米降至十一厘米——她没量过，但知道。就像腌了四十年酸菜的王奶奶知道什么时候该翻缸，不用温度计，不用湿度计，手伸进缸里就知道。
许兮若披衣起身，走到窗前。
月光比昨夜淡了。不是月亮要落，是云层开始聚集——气象台说今晚有雪，小雪，零点三毫米，落地即化。但此刻云还没来，月光还在，只是淡，像泡了三遍的茶叶，颜色还在，味道已经走了。
永春里睡在淡月里。
13号楼的屋檐，冰凌短了三厘米。二楼王奶奶家窗边那根最短的，昨晚还像婴儿手指，今早——不，今凌晨——已经短得只剩一个透明的痂。化了。滴落了。在二楼窗台下结成一小片冰，明天太阳出来，冰变成水，水流进砖缝，砖缝里去年秋天落进的草籽会喝到这口水，明年春天发芽。
没有人看见这个过程。
但许兮若看见了。
不是因为醒着，是因为醒着的时候，刚好站在窗前。
她看见一个人。
不是陈爷爷。陈爷爷今早不会来了——她莫名地知道。昨天凌晨五点，他站在雪地里听的那四十分钟，是他给这场大雪的告别。告别过了，就不会再来。
是另一个人。
瘦。矮。站在14号楼和15号楼之间的夹道口，面朝东，一动不动。手里没拿保温杯，没拿收音机，没拿任何东西。两只手垂在身侧，像两截忘了该做什么的树枝。
许兮若认出来了。
是李教授。
她穿上羽绒服，下楼。
楼道里很静。声控灯在她经过时亮起，又在她身后熄灭。她推开单元门，积雪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不是昨天那种蓬松的咔嚓，是冻过又化过又冻过的咔嚓，脆里带着一点黏，像咬进一颗冻柿子。
李教授没有回头。
她走到他身边，站定，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东边，永春里尽头，那棵老槐树的轮廓在淡月里像一幅拓片。
“李老师。”
“嗯。”
他没问“你怎么来了”。她也没解释“我醒了就下来了”。有些时候，醒着的人会找到醒着的人，不需要理由。
“您在听什么？”
李教授沉默了很久。
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1982年冬天，我去达斡尔族聚居区采风。那天也是大雪次日。我住的那户人家，老太太七十三岁，就是后来唱《江边问》那个。”
他顿了顿。
“那天凌晨，我也是这个点醒的。不是醒，是冻醒的。火炕后半夜凉了，我裹着大衣出门，想找点柴火。结果看见老太太站在江边，就这样站着，面朝东，一动不动。”
许兮若没有说话。
“我以为她在等日出。后来她告诉我，不是等日出，是等江开。她说，大雪次日，如果你站在江边一动不动地听，能听见冰层下面水流动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你，江还没有死，还在活，还在等春天。”
李教授抬起手，指了指东边。
“永春里没有江。但有这棵槐树。树下面有根。根下面有水。水在冻层下面流。如果你听得够久——”
他停下来。
许兮若闭上眼，听。
先听见的是自己的呼吸。然后是积雪从树枝滑落的声音，极轻，极偶然，隔很久才有一声，像老人翻动书页。然后是远处环路夜行货车的引擎，被距离磨得很钝，像石头在布袋里滚动。然后是——
然后是一种极低极低的嗡鸣。
不是声音。
是声音的影子。
是地底下冻土深处，有什么东西还在流动，还在呼吸，还在说“我没死，我只是在等”。
她睁开眼。
“听见了？”
“听见了。”
李教授点点头，没有说“好”，没有说“对”，只是点点头，像老师听见学生答对了最基础的那道题。
他们继续站着。
淡月继续淡下去。
东边的天际线开始从纯黑变成深灰，从深灰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一种介于蓝与白之间的颜色——不是亮，是黑撤退之后留下的空旷。
五点三十七分。
李教授动了。他转过身，看着许兮若。
“昨天我把那盘磁带交给平台之后，回去一夜没睡。不是不舍得，是想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那盘磁带，我保管了四十三年。我一直以为是我在保管它。今年我才明白，是它在保管我。”
他看着自己的手。
“四十三年前，我三十七岁，刚失去第一个孩子。难产，大人保住了，孩子没保住。我那时候想，我这辈子完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后来去达斡尔族采风，录了那些民歌。回来之后，我一遍一遍地听。不是研究，是听。听那些女人唱‘江水不回答，只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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