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凌晨四点四十一分，许兮若醒来。
不是闹钟。是身体里的钟。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月光很淡，淡得像一层快要化掉的霜。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线灰白色的光——天快亮了。
她伸手去拿手机。
手停住了。
手机不在床头柜上。
她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手机在楼下客厅里。昨晚和高槿之说话到很晚，回来的时候忘了拿上来。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没有来信提醒。没有耳机里的风声、铃铛声、他的声音。
只有窗外的鸟叫。永春里的鸟，不是那拉村的鸟。叽叽喳喳的，很吵，不像那拉村的鸟叫声那么脆，像水滴落在石头上。
她忽然有点不习惯。
二十二天。二十二封信。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一分，他的声音会准时出现在耳机里。像约定好的。像心跳。像天亮。
今天没有了。
因为他回来了。
她侧过头，看着身边空着的半边床。昨晚他睡在客房。父亲安排的。说虽然之前在那拉村办了婚礼但没领证不能住一起。他笑着答应了，说好。
她想起昨晚。
昨晚七点，她跑下楼，看见他站在13号楼下面，背着那个很大的包，抬着头看着她的窗户。她跑过去，跑到他面前，停下来，看着他。
他也看着她。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右边比左边多翘一点点。
他说：“兮若，我回来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看着他脸上的疲惫，看着他眼睛里的光，看着他嘴角的那个笑。二十二天。二十二封信。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一分。每天站在日晷旁看天亮。每天等这个声音叫她的名字。
现在他站在她面前。
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他张开手臂。
她走进去。
他抱着她。很紧，很紧，像怕她跑掉。他的外套上有风的味道，有火车的味道，有那拉村的泥土的味道。她把脸埋在他肩膀上，闻着那些味道。
他说：“我变成一封信了。”
她说：“我收到了。”
就这些。
没有更多的话。没有哭，没有笑，没有那些她想象过很多次的对话。就这两个句子。然后他们就那么站着，在13号楼下面，在傍晚的余晖里，像两封终于寄到的信，叠在一起。
后来父亲下来了。母亲也下来了。他们站在楼道口，看着他们。然后父亲走过来，拍了拍高槿之的肩膀，说：“回来了就好。上楼吃饭。”
母亲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高槿之吃了三碗。父亲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问那拉村怎么样，问雪化了没有，问那些等的人还在不在。高槿之一一回答。说雪化了，草长出来了，等的人还在等，有些人等到了，有些人还在等。
许兮若坐在旁边，听着他说。听着他的声音。那个声音，她听了二十二天，在耳机里。现在在空气里。不用戴耳机，不用调音量，就坐在她旁边，说着话，吃着饺子，偶尔看她一眼，笑一下。
她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像做梦。
吃完饭，他们坐在客厅里。父亲修收音机，母亲织毛衣，高槿之讲那拉村的故事。讲阿依达尔，讲王德明，讲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人，讲那首《等草长出来》。他讲到扎西的那块石头，讲到李秀莲摸草的样子，讲到那些人站在村口等天亮，一排一排，像一支队伍。
许兮若听着，想着那些她听过很多遍的声音。现在那些声音变成了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有了画面，有了温度，有了颜色。
讲到很晚。
然后父亲说，不早了，睡觉吧。安排高槿之去客房。他站起来，看着她，笑了笑，说：“晚安，兮若。”
她说：“晚安。”
然后他上楼了。
她坐在客厅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她也上楼了。手机忘在桌上。
现在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鸟叫。
没有来信提醒。
但他回来了。
五点整，许兮若下楼。
天亮了。今天的亮是那种金灿灿的亮，太阳从云后面跳出来，圆圆的，红红的，像一颗刚煮熟的心。阳光照在厨房的窗户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她走进厨房。
高槿之站在那里，正在煮粥。
他听见脚步声，回过头，笑了笑。
“醒了？”
“嗯。”
“粥马上好。你坐着等。”
她坐在餐桌前，看着他。看着他系着母亲的围裙，看着他用勺子搅动锅里的粥，看着他的背影。那件深灰色的外套脱了，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袖子卷到手腕，露出晒黑的手臂。
他盛了两碗粥，端过来，在她对面坐下。
“尝尝。我学的。在那拉村，岩叔教的。”
她低头喝了一口。粥很稠，米香很浓，里面还有几颗红枣。
“好喝吗？”
“好喝。”
他笑了。
他们喝着粥，不说话。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碗里，照在粥的热气上。那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阳光里打着旋儿，像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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