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为了重建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了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变成二十取一，不久又变成了三十税一，对于一些民间生活用品，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婚丧嫁娶物品都予以免税。而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商业已经很是发达，资本萌芽已经出现，可是商税却少得可怜，再加上一些商人投机倒把，假账假税，收到的钱 就连那些收税官员的跑腿费都不到。
《明史》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何逊在1510年担任了十年的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任务就会减少对抽税。而另一位更加的过分，杨时乔，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除工部主事。隆庆元年冬，上时政要务，言：“几之当慎者三，以日勤朝讲为修德之几，亲裁章奏为出令之几，听言能断为图事之几。弊之最重者九：曰治体怠弛，曰法令数易，曰赏罚无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滥，曰庄田扰民，曰习俗侈靡，曰士气卑弱，曰议论虚浮。势之偏重者三：宦寺难制也，宗禄难继也，边备难振也。”疏入，帝褒纳，中外传诵焉。
不得不说杨时乔还是很有文化的，眼界在当时应该也很高才是，可是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输之有司，无所预。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交税自己随心所欲，想交多少交多少，那一年老杨收了七两的税银，可见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商税极为的不重视。
上下都一个样，自然这商税也就收的很可怜。等到大明帝国建立，因为战乱，百废待兴，自然而然的商税也就没有收过，就算是一些有觉悟的商人，也都是象征性的交上一点商税，例如在座的几位国公就是，家里都有自己的产业，可是人家有着大无畏的精神，本着一切为了国家的情怀，虽然国家没有收取商税，但是他们依然交税，不得不说几位国公是能臣，也是贤臣，现在可好，既然要重新收取商税，这怎么可以，最最主要的是，在座的其他几位也都有自己的产业，而且还都不小，他们也是属于那种从不交税的那种，如果收税，首当其冲，自己就是要交税的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钱宋话音一落，立刻就得到了投降派的反对，还是那几句，君王不能与民争利，历朝历代只要是增加商税，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基本上都是亡国的存在。
朱熹洛早就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是说道：“收取商税之事，以后再议，爱卿在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大家又陷入了思考，投降派鉴于朱熹洛站在自己这一方也是很高兴。
过了没多久，一位女声传来，声音犹如夜莺，宛转而又好听，自然这是朱熹蓉的声音，朱熹蓉年约五十，不过因为注意保养的原因，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朱熹蓉一生未嫁，朱熹洛也曾经为朱熹蓉安排了几次相亲，都是各个领域比较有名有能力的人，有武将，也有文臣，甚至还有商贾，不过都被朱熹蓉拒绝，最后朱熹洛也是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朱熹蓉单身至此，成为大明帝国地位最高的剩女。
朱熹蓉说道：“圣上，我觉得开源不一定依靠关税来增加税收，前段时间我出访倭国，倭国以前是我们的藩属国，也是战败国，可是现在短短几十年，他们国家焕然一新，工商业很是发达，出现了大批的制造业和重工业，”。
朱熹蓉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玉堂打断，李玉堂是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虽然朱熹蓉是保皇派，李玉堂倒也没有畏畏缩缩，武将死战，文臣死谏，忠臣就要有什么说什么，恩，老李就是这样想的，估计这也就是这些读书人所说的风骨吧。
李玉堂说道：“朱大人，此言差矣，《山海经》有云，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此后还有大量我中原百姓迁徙于此，倭国本属我中原属国，太祖高皇帝曾把倭国列为不征之国，倭国也奉我中原为主，多次派遣使臣为我朝进贡，而且大战之后，却沦为一些西方国家的子孙国，为了迎合帝国主义，更是为他们送去自己的子民充当他们的奴隶，试想这种名族，毫无骨气，毫无风骨，更加毫无底线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发展如此，怎么会比我大明帝国强盛，朱大人何必涨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
李玉堂不愧是饱读诗书之人，引经据典，说的是头头是道，只不过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和这个名族的好坏有关系嘛，不过李玉堂读书也没有把自己读傻，朱熹蓉是保皇派，自然朱熹洛的面子还是要照顾到的，于是拱手接着说了一句：“朱大人，老朽这也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希望朱大人不要见怪”。
“李大人所言极是，妹妹哪能见怪”朱熹蓉说道，虽然很生气，不过心中的不满，倒也没有表现在脸上。
张驴子倒是看不下去了，毕竟朱熹蓉年轻时长得也是一位美女，而且也是最早投靠朱熹洛的几位重臣之一，也算是张驴子的战友，哪像投降派那几位，那都是识时务的货色，见顺朝没有希望了，才改换门庭，就算是李玉堂，那也是在顺朝考了无数次就连一个秀才都没考上，这才出山为朱熹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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