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生活在巴黎这座城市，政治斗争通常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的。
1830年，七月革命的野火烧了起来。
新上台的奥尔良派如同当初保王党清算波拿巴派一样，开始清算起了保王党时期的旧人。
虽然有许多保王党在这次动荡中，凭借着‘踏破铁鞋’的招数从新任大法官与司法大臣手中保存了自己。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杜布里斯先生并不是那种会主动登门的人。
所以毫不例外的，虽然奥尔良派抓不到杜布里斯的小辫子，不能直接将他开出公门，但是他们灵活的运用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让杜布里斯先生又回到了他助理推事的位置上。
对于这样的大起大落，杜布里斯的心中有恨吗？
虽然杜布里斯先生向来以不争不抢着称，但是即便如此，他的心里也不可能一点抱怨都没有。
他在政治上，对于波拿巴派、保王党、共和派和奥尔良派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已经被打上了保王党的标签，而且还是个死硬派。
因为无论奥尔良派的大法官、司法大臣如何暗示，如何展示他们的‘宽容大度’，甚至只要杜布里斯愿意上门拜访他们一次，他们都可以对杜布里斯先前的‘不敬之举’既往不咎。但是，杜布里斯就是没有向他们服软的意思。
虽然杜布里斯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对长官不敬，但是至少在长官们看来，他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杜布里斯连这点事情都不懂，他又是怎么在巴黎当上法官的呢？
而杜布里斯的心中则同样困惑与不忿，一群连法律条例都背不熟的家伙，又是怎么在法兰西当上大法官和司法大臣的呢？
杜布里斯自认自己从不是一个极端分子，但是像他这样的正常人却被这个社会衬托的太极端了。
自从杜布里斯给那份保王党人的身份伪造文件盖上公章开始，他的生活就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就，在夜晚空荡荡的房间内，只有捧着妻子的遗像能够给他的心中带了一丝安宁。
这是他在法庭任职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然而第一次徇私枉法，就和国王的性命挂上了关系。
说实在的，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有些害怕。他有时候甚至会思考自己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究竟是应该先迈左腿还是右腿，脖子应该放的靠前一些还是靠后一些才不会给刽子手添麻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惯性帮助他平静了下来，并且保王党自那以后也没有联系过他了。
杜布里斯照旧早上去上班，中午在法院外的一家小餐厅吃一碗菜汤和两个鸡蛋，傍晚下班会把法庭的卷宗带回家中仔细研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然而，他刚刚回到旧路上的生活却被两个不速之客重新打乱。
杜布里斯其实从亚瑟与路易踏入这处小院时就已经发现了他们，他们二人的装束在福阿街这样的地方非常显眼，穿着这样服装的人一般是不会奔着这里来的。这里既没有他们喜欢的葡萄美酒，也没有香车美人，上次福阿街举办社交舞会更是得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他们是谁？
他们是巴黎警探！
杜布里斯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得出了这个答案。
作为一名法官，没有人比他更懂巴黎警察的性情到底有多恶劣。
公众赋予他们的职责是打击犯罪，而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则热衷于制造犯罪。这帮人天然的认为，像是猫捉老鼠一样将罪犯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他们的权力，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排解压力的手段。
他们很喜欢让犯人陷入绝望，因为这样可以轻而易举的从他们的口中掏出他们想要的供词和升职筹码。
杜布里斯观察的时间越长，他的这种想法就越强烈。
愤怒、恐慌、悲哀，各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心中交织，但最后，一种英勇就义般的慷慨占据了他的整颗心脏。
他决定直面这两个恶棍，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
或许，法庭推事的头衔可以吓退这两只以腐肉为食的秃鹫。
杜布里斯严厉的目光对上了那位看起来睡眼朦胧的‘巴黎恶棍’：“你们两个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为了法庭的案子吗？”
“法庭的案子？”
亚瑟伸了个懒腰，自从有了梯也尔的保证，他的心情明显放松了不少。
虽然不知道法国政府究竟在打什么算盘，但是他们显然不打算将这起刺杀案办成单纯的刺杀案。换而言之，他们确实要抓凶手，但是最后落网的凶手是不是真的刺客并不重要。
亚瑟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位先生的面部特征，在心里暗自与前几天保王党留给他的信息核对了一下，这才礼貌的摘下帽子问道：“爱德拉多·杜布里斯先生？”
听到对方念出自己的名字，杜布里斯骇的向后退了半步，不过他很快稳住了身形，隐晦的问了句：“所以你们确实是为了法庭的案子来找我的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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