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排除开这些无聊的争论，仅就学术成就而言，卡拉姆津无愧于泰斗身份。
如果没有卡拉姆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古罗斯’的概念，甚至‘古罗斯’这个词儿都是卡拉姆津提出来的。
每个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也开始读起了她们国家的历史。
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尤其是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的背景下，更是引发了全社会对古代俄罗斯的兴趣和骄傲。
而在卡拉姆津着作出版之前，许多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俄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于是便有了斯拉夫派。
从这一点上来说，卡拉姆津在俄国起到的作用，明显要大于创作了《史记》的司马迁，达到了半步孔子的程度。
亚瑟敢下这个定论可不是无凭无据的，他的论证核心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卡拉姆津和孔子的行事作风和思想观点都属于温和保守主义者，他们俩都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
第二，两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崇古思想，孔子撰写《春秋》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希望重新奠定天子一尊的地位。卡拉姆津创作《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认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指责现今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改革带来的官僚主义。
第三，二人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卡拉姆津是俄国语言改革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俄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标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普希金等着名诗人，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布鲁多夫等人全都是他最热切的支持者。孔子那边更是不用多说，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各个都是庙里供着的。
卡拉姆津之所以只是半步孔子，说到底，也不能算是他的错。
在这方面，他主要是吃了时代的亏。
同样的事情，你在公元前做，你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你要想在十九世纪成为俄国的‘素王’，那可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沙皇之于东正教，就如同奥斯曼苏丹之于伊斯兰教。
根据彼得大帝1721年颁布的《宗教章程》规定：东正教牧首制正式废除，并建立隶属于参政院的、与其它各委员会平行的宗教委员会，并由沙皇本人出任“最高牧首”。
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借由《宗教章程》，历代沙皇不仅认为自己是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还觉得自己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
而这，也是沙皇几个世纪以来偏要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过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按照沙皇的设想，他的首都既不应该设在莫斯科，也不应该设在彼得堡，而是应该设立在东正教世界的心脏——君士坦丁堡，身为‘第三罗马’的凯撒，除了取得黑海入海口以外，他们还一直很想恢复罗马帝国。
当然了，俄国人的这个想法，不论是对于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德意志人，甚至是英国人，都属于精神侮辱，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赞同的。
你成罗马继承者了，那我们难道自认蛮子吗？
去你妈的。
亚瑟开口道：“怎么？叶尔莫罗夫将军对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有什么看法吗？”
普希金回道：“他对卡拉姆津的书不太满意。尤其是卡拉姆津关于基辅罗斯被灭国的看法，卡拉姆津觉得基辅罗斯被灭国是由于集中权力不够，在基辅罗斯的200多年时间里，各位大公都没能实现集权和统一，导致贵族之间各不相让、骨肉相残，所以把国家力量白白地消耗掉，这才导致了它的毁灭。把这种逻辑再往下推，就得出了蒙古征服对俄国来说是“祸福相倚”的说法，蒙古的征服带来了毁灭、死亡和奴役，这是“祸”。同时，也迫使俄国走上一条集中权力和统一国家的道路，这是“福”。叶尔莫罗夫将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
撇开祸福不论，至少亚瑟当年看这段的时候，觉得至少卡拉姆津的逻辑是顺畅。而且他也不乐意陷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他是来做文化参赞的，又不是来研究社会科学的。
普希金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这种问题发表看法，谁知道会不会拨动他的神经呢。
亚瑟问道：“那叶尔莫罗夫将军觉得应该怎么写呢？”
“他自己倒是不想写，但是他希望能有一支热情的笔把俄国人民从卑微到强大的过程记录下来。”
普希金开口道：“他还谈到了德意志人的问题。差点忘了告诉你，当初保罗一世仿照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时，他就是坚定反对者，并且还因此被流放了。在军事问题上，叶尔莫罗夫将军是苏沃洛夫式军队教育和训练法的忠实拥趸，极度厌恶普鲁士的线式战术和警戒线战略。他十分担心宫廷里的德意志势力，他说，如果没有人记录下这些当代史，那么再过五十年，俄国人就会以为，由于一些德意志将军领导的普鲁士或奥地利援军参加了这次远征，所以我们才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