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空空的，他们搜遍所有的房间，找不到一个人，然而若干迹象显示，屋里刚才还有人来着。
小伙子把两名宪兵留在下面，第二次走上顶楼；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一扇小门，小门通向贮藏室或别的什么小间。门是从里面倒锁的，他一脚踢开门，一眼就看见里边站着一个颀长的女人，生得相当漂亮。她没有作声，向他指指身旁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个几乎已失去知觉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这就是他和他的一家人。军官不知如何是好。颀长的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您忍心杀害他们吗？”
军官表示了抱歉，讲了些庸俗平淡的废话，什么军人的无条件服从、责任等等，但看到他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感到无能为力，于是青年军官只得问道：“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妇人高傲地看了看他，指着门外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军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走下了顶楼，命令军士整队集合。过了两小时，我们去往另一个庄园上认真搜查那个波兰地主，但是他却已在偷越国境了。唉，女人！世上真有这种事！”
每每想到这些故事，赫尔岑的心中便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感觉，如果旁人和他聊起第三局、聊起宪兵，他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如果与他聊起老菲利蒙诺夫和那位青年军官，他实在没办法对这些人提起恨意。
这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先前读普希金文章时的感受，当他看见普希金谈到苏格兰场对伦敦贫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他简直恨不能对这群穿着制服的暴徒饮其血、啖其肉。
但是，偏偏下达镇压命令的那个家伙，却是帮助他摆脱了牢狱之灾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他真的很难想象这位优雅、平和的英国绅士居然会做出那种事，而且在做出那种事之后，他居然还能与海因里希·海涅、亚历山大·仲马等等进步派人士保持良好关系……
或许，他也仅仅是像青年军官和老菲利蒙诺夫那样奉命行事？
或许，在这背后，还有许多他无法了解的苦衷？
自从离开了牢狱后，赫尔岑头一次感到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究竟是多么没见识、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
让·保尔·里希特尔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
因为假使您把他定义为骗子，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
大多数人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
诚然，英国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
但他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马车早已驶入了彼得堡的主街道，顺着涅瓦大街来到与亚瑟在彼得堡的租屋前停下。
当亚瑟从赫尔岑的口中听到这位年轻人对近期生活的评价时，约克老骗子一反常态的僵硬了一下。
对于一个笃定了从今往后要当坏人的家伙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你一定是有苦衷的”这句话杀伤性更大了。
受到千夫所指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亚瑟从不害怕。
他甚至不担心当高加索事件真相大白后，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外交影响，更不担心与帕麦斯顿子爵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交恶。
但是发生此种意料之外的变故，突如其来的被人原谅，却是他不能忍受的。
赫尔岑，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数理系毕业生身上正萌发着哲学家的嫩芽。
他捧着热乎乎的茶杯，嘴里念叨着：“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的束缚，向前多看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家伙，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或者是自私自利的人，间或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还不打算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混迹于肮脏的底层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兴风作浪，而不像其他底层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亚瑟用银质茶匙搅动杯中沉淀的锡兰红茶末，骨瓷碰撞声像极了伦敦法庭的法槌余响。
他注视着茶水表面晃动的倒影，忽然释怀似的笑了笑：“我在苏格兰场见过太多人用指南针找北，最后他们都掉进泰晤士河淹死了。您在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解，看来人生的突然变故对您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挫折和坎坷令您变得成熟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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