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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下旬，楚军依然没有如期抵达庸州城下，因为此时的楚军各营，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乱了行军节奏。
由于缺乏冬季行军的经验，加之军中士兵多数长期缺乏营养，又缺少御寒冬衣，终于在大军行至距离蜀地二百里的地界，爆发了一场以流感引起的瘟疫。
无数士兵头痛发热，浑身无力，咳嗽不止，最初从几百人病倒，如今蔓延至整个军营内外，连同运送粮草的民夫都一样被感染。
流感爆发之初，法鞅根本没有在意，依然催促大军继续前行，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短短三五日，流感扩散至整个行军队伍时，法鞅终于意识到事态不对劲，紧急从附近城镇强征郎中前来医治。
结果，前去征召医生的士兵同样已经被流感感染，入镇后伴随着阵阵咳嗽，竟是将附近城镇居民也感染了。
一时间，瘟疫如同蝗虫般，在大军行军途中蔓延，规模超过了预期。
法鞅对于如何有效控制瘟疫，根本就束手无策，因为楚国境内多数书籍都在立国之初，被他一纸令下焚毁了，其中就有包括医治预防瘟疫之类的书籍。
不等郎中赶到，军中已经出现了死亡。
一夜功夫，法鞅所在的后军阵营，足足有上百名士卒死与流感，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从十一月十三这一日开始，楚军每日都有人死亡，最多的一次竟是足足有三千多人死与这场流感，其中还包括几名军中中级将领。
士兵尚且如此，那些民夫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最初抵达庸州城的七千民夫与尚在大后方运粮的二十万百姓暂时幸免于难外，随军一道运粮的八万民夫，十之七八病倒，顿时楚军营地一片哀嚎。
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法鞅所在后军三万人马，足足因为流感损失了一万二千多人，且这流感也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死去而停止，每日患病人数依然在持续增加。
后军尚且如此，前军和中军更是不用多提，不少军官大字都不识一个，又怎么懂得防疫措施？只能将军中情况送往法鞅处，请他想办法。
法鞅怎么也没料到，事情竟然会莫名其妙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什么都预料到了，唯独没有预料到军中会发生瘟疫。
其实他对瘟疫也并非完全不懂，但在法鞅印象中，瘟疫不都是发生在春夏炎热时节的么？
还是第一次发现冬季居然也有瘟疫传播。
等城内郎中赶到时，已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了，此时的楚军非战斗减员已经到达了七成以上，且这个数据还在增加。
按理说，到这种地步，军中无论士气还是斗志都跌倒了谷底，应该就此放弃此次北伐，当以控制瘟疫蔓延为首要。
可是，法鞅却并不打算放弃，命郎中赶紧医治，务必尽快让他们复原，继续北伐。
这就是封建军队和近现代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楚军与汉军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法鞅对汉军关注的，永远都是其武备以及操练方式，对于那些辎重部队，医师部队的重视，不能说是不屑一顾，也算是视若无睹。
他认为军队就是应该为上战场准备的，搞那什么辎重队、医护队什么的，拖延行军效率不说，甚至还是徒耗国力。
论眼界，法鞅在这个世界其实也不算低了，至少他清楚汉军的强大，以及汉朝国力的昌盛不是楚国可以比拟的。
但也同样局限于眼界，让法鞅对汉军的细节方面没有深入研究分析，比如口罩、棉布手套、绷带蒸煮之类的存在，他就觉得纯粹就是多此一举。
当然，最主要的一点是，人命在法鞅和楚国上层眼中，就是一个数字，百姓只是他们维持统治的工具，这与北边汉朝有着十分明显区别。
至少刘策不会让士兵忍受寒冷强迫出兵远征，为此搞出了棉甲御寒；
也不会强征民夫在寒冬腊月行军，即便需要也会做好相应保暖防疫措施；
更不会让百姓和军队去完成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顶着高原反应大规模非战斗减员的巨大风险，强迫军队攻灭勃纥高原，只为达到开疆拓土成就感这种疯狂且毫无意义的行为。
“立刻治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快的时间，否则军法处置！”
法鞅对这些郎中下了死命令，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大军还未与敌交手，就被区区风寒逼的退兵。
没错，他打心眼里不愿承认这是瘟疫，更不愿意放弃这次北伐。
因为一旦失败，他的威望必定会遭受前所未有的下降，这对他未来布局十分不利。
可眼前这些郎中也没办法，因为军营中患者实在太多，哪怕把附近城镇的药材都搜刮一空，还是无法医治那么多人。
一名年迈的郎中建议道：“相国大人，草民建议，带这些患病将士找个痛风保暖所在静养十天半月，
每日服用姜汤热茶，然后再用药逼他们出身热汗后，病情自然会好转，这里实在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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