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就是男人女相、说话慢吞吞的杨景文，这位监察室副处长，述职起来洋洋洒洒将近半个小时，远远超出会议规定的时限，虽然提示的铃声一再响起，他不为所动，慢条斯理地念他的稿子。
这也是一种定力很强大的类型。
管你什么规定，给我这个平台，我就要把自己的功劳、成绩统统说出来，而且掰开了、揉碎了，让你们领导听个明白——没错，是领导。
人家就没把你们这些主席台下面的人放在眼里：我是领导任命的，我只对我的领导负责，至于其他人喜欢打多少分都不重要，关键是领导一定要听清楚我做了些什么，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其实，他的那些工作既不是银行的主流业务，也不是重要部门的核心工作，监察工作处理人也不是你说了算，假如让你去抓谁、放过谁，你也球用不顶。
会上，发给大家打分的表，是要求你从最高到最低分排列给所有的处级干部打分。
不出意外，像梓涵这种三线处室的副职，和稽核中心那些梓涵根本不认识的人都被排在名单的最后。
按照人的思维定式，一定是从第一眼看到的开始打分，然后向后，再给最后看到的打分。其中，打分高低也是从熟悉的人到不熟悉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顺序打分。
梓涵把自己的述职报告修改到了最短，改成了三页纸。甚至当他走下台，坐回原处的时候，魏馨问梓涵：你刚才说了啥？我咋觉得你刚上台就下来了，都没听清楚你说了啥？
说啥啊？说这些有用吗？
其实，当时梓涵并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在规定时间内把自己的工作言简意赅地表达清楚，恰恰反映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恐怕也是领导最愿意听到的述职报告，恐怕也是符合管理学所要求的理念——看来，MBA确实害人不浅。
他自己在述职报告中，针对今后的工作，用“四个S“作为简练的概括，既秀了一把英文，又活学活用地将管理学的知识普及一番，大有装逼的成分。
不，这特么完全就是装逼。更是向领导的献媚，因为徐行长曾经努力地学习英语，梓涵也就投其所好了。
徐行长喜欢学习英语，是梓涵后来听瞿律师说的。
季向红和瞿律师走了以后，瞿律师去英国游学了大半年。回来后，季向红已经辞职做律师去了。瞿律师没有了银行的靠山，便前往京城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她极力想在京城的律师事务所站稳脚跟，于是，拼命找原来的关系拉案源。
她到古城找到了徐行长，席间，她和徐行长用英文交流了一些东西，顺便夸奖了徐行长最近英文进步很大，随即提出希望徐行长帮她找一些案源。
于是，这个事情就推到了法律处。
她和梓涵说的时候，就徐行长学英文进步很大，用很夸张的语气，表示了她对徐行长学习毅力以及聪明的夸赞，暨此表示：我是徐行长推荐过来的，怎么你也要给我一个案子吧？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徐行长还是比较乐于助人的。
梓涵觉得，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敷衍过去，就说你京城的律师过来做案子不方便，这不就得了。
但徐行长还是叮嘱一番：今后涉及最高院的案子，或者上诉的案子，你们一定要考虑瞿律师，她曾经为湖北分行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是很有水平的。
对于律师的水平，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之前白行长请的呼建武律师，崔恒达请的许小平律师，都是刑辩律师，如果以结果论英雄，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经济纠纷诉讼如何体现律师的水平，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也许对于律师水平、能力等综合方面判断，需要经年累月地比较和观察。这些年梓涵确实也认识了更多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和律师，对于律师有了自己的看法。
之前仅仅是老齐一家，省市行合并以后，省行一些原来的律师也进入了梓涵的视线范围。洪刚引荐的张长海律师，据说还是警官学校的老师，这位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律师，除了耐心、脾气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点。
大佬唐介绍的老谭，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是梓涵接触的律师之中比较有水平的。
后来，洪刚的同学也被介绍进来，这位何律师从其做派和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无不透露着愚蠢和轻狂。
之前因为某些问题，梓涵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竟然会大言不惭地说：“问我为什么这样？这都是你们省行的意思，我是你们谢行长聘请的律师！”
在梓涵看来，能够说出这种狂妄而不靠谱的话，不是重度脑残，起码精神也是不太正常的。所以，在处理完某一个让梓涵觉得非常糟糕的案子之后，就赶紧结账打发他走人，梓涵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这种货色。
老齐在凯特豪普案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精干，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后来的案件中显得黯然失色。而他本人似乎总有不务正业的荒诞想法，不是致力于想开设一个“水果吧”，就是从新城广场这个城市的核心地段搬出，到了无厘头的东关朗福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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