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要求法律处参加。棘手的事情，要求法律处“站在法律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对于预设前提“假如涉及诉讼是否会败诉？”这种问题拿出论证，作为业务部门、行领导决策的部分依据，似乎成为了分行决策时约定俗成的程序之一。
这是谢行长主政时期没有的。
徐行长来了以后，对于法律工作的重视，可能源于他在湖北时的决策习惯。当时，季向红来旅行之时就重点提起过：“徐行长非常重视法律工作！”
这个“非常”是重点，当研究一些业务发展的事宜，法律部门从幕后走到前台之时，梓涵对于这种举措非常认同，他所处的部门假如成为了银行的核心部门，这对于法律部门今后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还有因为他自己的被提职，他更觉得这个部门逐渐被行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重视，是一件非常好的开端。
当时的贷款项目评审，除了业务和风险管理部门参加，法律部门的正职或者副职必须参加。
分行进行集中采购评审时，法律处的处长或副处长也要出场。
但这种看似很有权力的行为，背后隐含着相当大的风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责任。
时间长了，这种评审项目、会议非常多，有时候一天开几个会议，搞得人头晕目眩，心烦意乱，这样会打乱了自己的工作安排。所以，参加各种评审会议竟然成为梓涵和延兵都比较头痛的事情。
后来，集中采购评审会议，法律处正副职都不参加了，就让科长们轮流参加。因为这样的评审太无聊，分行需要采购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还是不应该？价格高还是低？看上去，这些参会的处室就是个摆设，你只能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人家该干什么还是去干，轮不着法律处决策。
比如，省行运动会采购运动服饰，总务部门提出的方案，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巴特侬”（Butnon），而不是“阿迪达斯”或者“耐克”。所以，你只能针对几家销售这个品牌的商家报价进行决策，你肯定不能在会上提出：为什么不是“阿迪”或者“耐克”？
你说了，就是政治不正确，可能被当场批判为“享乐主义”、“当家不知柴米贵”，主办方一定会说，分行既要给员工搞福利，又囊中羞涩，只有这种品牌最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其实，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了支持民族品牌，扶持创业的女老板，顺便给职工搞一身差不多的行头，你们就闭上眼投票吧！
至于贷款项目，风险管理要求必须由正副处长之一参加，甚至有些项目评审会，徐行长也会亲自到场，他不发表意见，只是听会。
他有绝对的否决权，是针对评委同意的项目，也就是他经常说的：你们都说YES，我可以说NO；而你们都说NO的，我不能说YES。
所以，如果他参加信贷项目评审会，参会的一般都是部门一把手，除非一把手出差不在家，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徐行长参加的会议意味着的重要程度，而你手头的事情再重要也没有这个事情重要。所以，识相的就老老实实过来开会！
梓涵参加信贷项目评审会的时候，曾经否决过几个贷款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他了解的涉及正在或者已经诉讼的企业，他非常奇怪：华都银行的人为什么记忆力会如此之差？那里在和企业进行诉讼，这里却又给企业发放贷款，或者允许这种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咸宁路支行的一个项目就明显属于上面的情况，当梓涵在会上提出企业牵扯诉讼，质疑支行为什么要给这些企业贷款，被会后支行一把手当面责备：你不同意就是了，写你“不同意”的意见，不要在会上说出来嘛！
而撤销代办所的事情，一定要上升到“法律层面”确实有些搞笑。这个事情的确涉及法律层面，但不是现在，而是今后，所以梓涵认为，这种事情只有支行或者管理部门处理完，出现了诉讼事情，法律部门再跟进就是，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法律处又不是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更不是法院审判机关，让我们预判，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也许，正是这样的言论，导致行领导对梓涵有了看法，一把手觉得他没有担当，副行长觉得法律处不能有效阻止有风险的贷款通过评审。年底了，银行需要“刀下见菜”的时候，需要通过诉讼清收回来的结果时候，法院却要求银行配合他们结案，要银行主动提出案件中止执行的书面申请，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诉讼在年底是看不到一点结果的。这个时候，财务部门催促法律部门尽快归还诉讼费、执行费等预借的司法费用，这也给法律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让行领导觉得，法律部门仅仅是一个花费极大，却没有多少产出效果的部门，甚至质疑法律部门领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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