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几年，省行经历的那些无厘头的事情，也应该感谢总行的亲力亲为。
“三道防线建设”，RACA，机构和人员整合……
所有的折腾，假如若干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些东西，who care you?
由于梓涵一直都在机关工作，务虚的事情虽然没有其他省行搞得风生水起，但也绝对是乐此不疲。
在福州参加会议期间，福建行向全国分行浓墨重彩介绍他们的“春耕行动”、“扫雷行动”。
好家伙，一个好端端的金融企业，搞得像村支书一样，又好像是部队的侦察班。而这些朗朗上口的东西，却深得总行的青睐，好像是重大发明创造一般。
而对于基层出现问题的实质，似乎没有人愿意深入研究，其实，梓涵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这种机制下的银行，不出问题是万幸，出了问题是必然。
梓涵忘记了是谁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银行是经营什么的？
银行当然是经营货币的机构啊？
然而这个问题更学术性的答案却是：银行是经营风险的。
只要你开门做生意，风险无处不在。你想了一万种方法堵住风险的漏洞，就会有一万零一种风险发生，而且，唯一你没有堵住的风险就可能使银行万劫不复。
这些年搞的很多运动式的工作确实很无趣。这是因为那些坐在封闭的机关大楼里的人们，看着国外的狗血电视剧，想象着自己的银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再将这个假想敌的弱点掰开了、揉碎了，研究出所谓破解风险的“灵丹妙药”。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还会假模假样地到基层“调研”一下，听听汇报，做做记录，吃点特色小吃，喝点高档白酒，然后回去搞一些理论“宏篇”，以为这样就可以指导基层所向披靡。
梓涵在这种机制下深受毒害，而且全然不知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为了这些“面子工程”、“噱头”耗费心机，人都变得“秀逗”了。他自以为认真领会总行的精神，搞一些所谓的创新，报告写得漂亮一些，他的部门在省行期刊上多发表几篇软文，这就是自己工作的实质。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领导的更替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影响。
对于他的根基稳固与否，梓涵倒是一点都不怀疑。
就好像东新街新建的省行办公大楼那样稳固。
由于汶川地震的影响，刘行长要求将这个工程建设成为“百年大计”的工程，甚至提出要拿“鲁班奖”。工程施工时，梓涵也去工地看过，地基铺设的钢筋密集程度，看过的人足以相信，这幢大楼可以抗击8级甚至以上的地震。
工程收尾，浇筑顶楼最后一块水泥时，梓涵也是见证者之一，但是，这又能如何？建好了大楼，刘行长能在这里坐一分钟吗？
梓涵在华都银行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快二十年，他觉得自己的基础就像东新街的大楼地基一样稳固，似乎他可以一直在机关从事自己熟悉的法律合规事务。
周末，他依然会带着部门的人员去南山踏青，爬山之后，在农家乐休息、垂钓，梓涵对副总老王的钓鱼技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梓涵这次因为参加总行会议，未能参加新领导就职大会。他回来以后，也没有及时单独向杨行长汇报工作，他也没有在得知新领导即将赴任前，去拜一拜码头。这个时候，他又沉迷于钓鱼，这显得多么的不靠谱。
也许，梓涵对于自己在工作能力方面有些自恋，这倒不是顾影自怜，而确实是一些偶发事件能够让他施展自己解决问题的手段，展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脉。
陈行玮最后的判决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省高院认为，陈行玮信用证诈骗得以成功，与华都银行的管理失职有着一定的关系，虽然之前检察机关对于银行涉及的当事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事后又与陈行玮进一步对质，得出确无收受贿赂等问题。而谢行长在京城住所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一些问题就更无法进一步考证了。
本以为事情就此终结，但省高院出具的司法建议函，对于华都银行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又开始找当时办理业务涉及的人员进行谈话、核实，这的确是一件烦人的事情。
司徒为民也是当事人之一，虽然他被有关部门讯问后有惊无险，但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多烦人啊！
杨行长刚刚赴任就遇见了这么一遭，这个事情不仅波及已经提职到其他省份的领导，又涉及当前的行领导，还有几位部门老总、支行行长，杨行长也感到头疼。
司徒找到梓涵，说问题的症结出在省高院的司法建议函，看他有没有关系将这个事情协调一下。
这不正是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吗？梁平利副院长主管刑事，梓涵和他打过交道，但老齐和他关系更近，于是，梓涵和老齐一起去找梁院长。他们说明了来意，梁院长说回去问一下，就匆匆回到正在开会的会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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