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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保罗·艾伦也端起咖啡杯，目光落在杯中的液体上，像是在透过那深褐色的水面看什么东西。
两人各自沉默了几秒，咖啡厅里的轻音乐换了一首，还是舒伯特，但换成了另一首即兴曲，旋律里多了一丝淡淡的怅惘。
上原俊司放下杯子，抬眼看着保罗·艾伦，“奥利，今天的庆祝酒会，你会出席吗？”
保罗·艾伦听到这话，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对面那张年轻的脸上。
他不紧不慢的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最后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语气风淡云轻。
“我身体不太好，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晚上找个酒吧来杯威士忌庆祝一下也挺好的。”
上原俊司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只是端咖啡杯又喝了一口，让那份微苦的液体在舌尖慢慢化开。
他和保罗·艾伦认识三年了，虽然见面次数不算多，但他知道这个人从来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缺席重要场合的人。
更何况今天这个日子——微软上市的第一天，这家公司从诞生之初就与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这两个名字紧紧绑在了一起，少了任何一个人，微软都没可能会成功。
但保罗·艾伦选择不来，自然有他的理由。
关于他缺席庆祝酒会的真正原因，上原俊司其实是隐约知道一些的。
按前一世保罗·艾伦于2011年发行的自传《Idea Man》（《我用微软改变世界》）中的说法：那还是在1982年的夏末秋初，他被查出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整个微软都措手不及，保罗·艾伦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公司去接受治疗。
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不是因为癌症本身，癌症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在治疗期间偶然回到公司的那一天，意外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那一天走廊很安静，办公室里只有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时任微软商务经理）的声音从半掩的门缝里传出来。
保罗·艾伦本想推门进去，却在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停住了脚步。
“艾伦生病了，产出在下降，再拿这么多的股份显然有些不合适。”
那是比尔·盖茨的声音，往常那亲切的声音此时变得如此的冷酷无情。
“或许可以通过向其他股东发行期权来稀释奥利持有的股份，把他边缘化。”史蒂夫·鲍尔默的声音紧随其后。
保罗·艾伦站在门外，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他听见比尔·盖茨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他的心彻底凉透的话。
“我赞同，但不要现在做，等一等。”
那一瞬间，保罗·艾伦觉得走廊里的灯灭了。
不是真的灭了，而是他眼前的光暗了一下，像是有乌云突然遮住了太阳。
他想起了1975年的冬天，他和比尔·盖茨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Sundowner旅馆里写下“Altair BASIC”代码的那些夜晚。
那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台电脑、几本编程手册和一箱可乐。
他想起他们为了赶工期连续熬夜，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写代码。
他想起那些争吵、那些妥协、那些彼此支撑的日子。
那些回忆太真实了，真实到他一度以为它们代表着某种不会改变的东西。
但现在看来，它们只是回忆而已。
保罗·艾伦最终没有推门进去。
他转身离开了，脚步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走廊里的地毯吸收了他的脚步声，没有人知道他来过。
从那天起，他就知道微软已经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了。
不是因为病痛，而是因为他看清了一些事情——关于人性，关于商业，关于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再牢固的关系也会变得脆弱。
当然，保罗·艾伦不是一个会把这种情绪挂在脸上的人。
哪怕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依然保持着体面和克制，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甚至在1983年正式辞去微软副总裁职务的时候，他依然笑容得体、措辞礼貌。
虽然事发后盖茨写了六页道歉信，说 “我们仍是最好合伙人”，但那道裂痕已经刻在了心里，再也愈合不了。
上原俊司端起咖啡杯，目光落在保罗·艾伦的脸上，观察着他那张平静得近乎淡然的面孔。
他忽然想起自己和保罗·艾伦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是在西雅图的太空针塔餐厅，他为了收购保罗·艾伦手中的微软股份，可是动用了传奇经典《November Rain》作为交换，赢得了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的好感和信任。
“奥利，”上原俊司放下咖啡杯，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明知故问道，“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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