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汉的老婆是河套定居点第一个走进缝纫站的牧民家属。她带了三尺机织棉布，给周老汉做一件新褂子，给自己做一条新头巾。缝纫站的女工量了她的尺寸，把手摇缝纫机的轮子摇得飞转。她从针线的嗡嗡声里听出了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节奏，后来她对周老汉说了一句话来形容那个声音：“像夏天河里的水。”
居住条件的改善是从入冬前开始的。根据地的第一批砖木结构固定房屋在河套灌区的核心定居点落了地。这些房子不再是半地穴式的——半地穴暖房虽然保暖，但低矮、潮湿、采光差，冬天人在里面待久了会咳嗽。新房是砖木结构，墙是青砖砌的，顶是木梁架的红瓦，窗户上嵌着玻璃，地面铺了夯实的石灰三合土。每户三间——堂屋、卧室、储藏间——后面带一个小院，院里垒着鸡窝和羊圈。房子旁边统一打了压水井，井头是铸铁的，手柄一压，地下水就哗哗地往上冒。
周老汉一家搬进去那天，他老婆在堂屋里站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把脚上的破靴子脱了，光着脚踩在夯实的石灰三合土地面上，踩了又踩，然后抬起头对周老汉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激动，没有眼泪，只有一种被什么东西熨平了的安稳。“他爹，这地是平的。”周老汉没有回答。他蹲在门槛上，点了一根烟，看着院子里那口压水井在阳光下闪着铁灰色的光。
他的邻居是从黑水城矿区跑出来的老矿工一家。老矿工姓刘，在西夏的矿坑里弯着腰背了三十年矿石，脊椎弯成了一张弓。搬进新家的第一天，他儿子——现在在矿业团开卷扬机——从合作社给他扛回来一样东西。不是吃的，不是穿的，是一把带扶手的木椅子。老刘在矿上干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坐过带扶手的椅子。他坐在椅子上，背靠着椅背，双手搭在扶手上，闭上眼睛，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睁开眼，对儿子说：“这个椅子，比我以前见过的那颜坐的还好。”
教育方面的变化，周满仓的感受最深。他现在是河套兵团三营的文书，但根据地的教育局在入冬后下发了一个新通知：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无论是否已经就业，都必须参加冬季扫盲班，每周上课三个晚上。教材是新编的，封面印着《草原识字课本》几个字，里面每一课都配了插图——第一课的插图是一台蒸汽机车，下面写着“火车”两个蒙文字；第二课的插图是一个合作社的柜台，下面写着“劳动券”。扫盲班的教员是从军政大学分过来的学员，每个人负责一个定居点，教完识字教算术，教完算术教写简单的应用文。周满仓已经是文书了，不需要扫盲，但他主动报名当了扫盲班的助教。他在第一次上课的那个晚上，看着教室里黑压压坐着的几十个成年牧民——有放羊的、有挖矿的、有在合作社柜台后面站了一整天的女营业员——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根石笔，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自己的名字。他忽然想起了两年前，他自己也是在这样一盏油灯下，在石板上第一次写出了“周满仓”三个字。
医疗方面的变化，是从一个数字开始的。根据地的野战医院在入冬后做了一次全人口的天花疫苗接种率普查，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七。剩下的百分之三，是今年入冬前刚从西夏跑过来的新移民，他们还在隔离期，隔离结束后也会全部补种。野战医院的院长姓孙，就是当年在归化接待站给周老汉扎第一针的年轻医生。他在年度报告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两年前，草原上的新生儿有一半活不过五岁。死因主要是天花、破伤风、肺炎和腹泻。现在，天花的年发病率为零。破伤风发病率下降了九成。肺炎死亡率下降了七成。腹泻死亡率下降了六成。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疫苗、青霉素、消毒规范和煮沸饮水的普及。”
周老汉的老婆不认得这些数字。但她知道一件事——她的小孙女今年两岁，是到了根据地之后怀上的。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孙医生亲自接的生，用的是消毒过的剪刀和纱布。孩子满月那天，孙医生骑马来给她种了痘，还留了两包磺胺粉。现在这孩子满地跑，会说蒙语和党项话的混合话，会指着合作社门口的红旗叫“旗旗”。她奶奶抱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忽然对周老汉说了一句她从没说过的话，这句话后来被周老汉转述给了隔壁的老刘，又被老刘转述给了矿上的工友，最后不知怎么传到了张楚岚的耳朵里。张楚岚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所有事的意义。”
她说的是：“这孩子，以后会比我们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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