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得益于发达的水路和相对高效的基层管理，行动最快。
苏州府吴江县，镇公所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
几名县衙派来的书办，在镇长的协助下，支起几张桌子。
桌后是厚厚的空白册页。里长、甲首们拿着各自片区的名单，大声吆喝着：“七十以上的，站东边！六十五的，站西边！都带好户籍凭由！家里没有的，找邻居作保！”
人群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由儿孙搀扶着，眼中带着期盼和一丝茫然。
也有精明的妇人，扶着明明不到六十五的婆婆，试图蒙混过关：“差爷，我婆婆记不清了，但村里老人都说她过了七十了……”
书办眼一瞪：“户籍黄册上写得明明白白，六十二，下一个！”
妇人讪讪退下，嘴里嘟囔着。
登记相对顺利。
得益于相对完善的户籍和保甲制度，加上此地商业发达，人们对年龄、契约意识较强。
趣事在于，一些在大型工坊里做“老师傅”的老人，被工坊主亲自送来登记，还带了工坊的“在职证明”和几包点心塞给书办，生怕耽误了这些摇钱树的“恩赏”。
书办一边登记，一边感慨：“这工坊的掌柜，比儿子还上心……”
中原腹地，情况复杂许多。
河南归德府，某偏远村落，登记点设在破败的祠堂里。
只有一个老眼昏花的县丞和一个年轻气盛的书吏，数名衙役，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
“王老栓！你多大岁数了？”
一个牙齿掉光的老汉拄着棍，咧嘴笑：“俺？俺属大龙的！那年发大水……”
书吏不耐烦：“问你哪年生的！属相顶个屁用！大水是哪年？”
老汉懵了。
旁边一个老汉插嘴：“他比我大三岁！我属马的！”
老县丞叹口气，而后看向了一旁的里正，放下笔：“李老六，你是里正，你说，王老栓够不够六十五？”
里正李老六是个精瘦汉子，眼珠一转：“回老爷话，王老栓是够六十五了！他大儿子跟我同岁，今年都四十五了！他还能不够六十五？”
这逻辑似乎无懈可击。
书吏无奈，只好登记。
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生辰全靠“我爹死那年我八岁”、“发大水那年我娶媳妇”来推算，准确性全靠乡老和里正的“权威”以及……人情。
村东头赵寡妇，实际年龄六十岁，但听说有肉有布，硬说自己六十六。
她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厉害角色”，三十五岁守寡，拉扯长大了五个儿子，两个姑娘，若是人不硬，可是活不下来的，这么多年，跟人干架都是直接上刀的角色，因为泼辣敢拼，才能守住自己家的田地，还有孩子们的口粮。
村里面也是无人敢惹。
里正李老六想戳穿，被她当众指着鼻子骂得狗血淋头，老县丞，书办为了保娘，竟也稀里糊涂登上了册。
围观者窃笑，却也无人真去举报——犯不着得罪这“母老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百姓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
朝廷是官家，是公家，官府的银子是花不完的，即便赵寡妇为人在泼辣，也是自己人，能占着朝廷的一些好处，也是极好的。
当然，这种情况就连朱翊钧也是默认发生的，对于百姓这块他是宽容的。
西南边陲，山高路远，朝廷的威严在此地似乎隔了一层。
云南某土司管辖的寨子，朝廷派来的一个流官带着两个疲惫不堪的书吏，在土司头人的“陪同”下，在寨子中央的空地上设点。
语言不通是个大问题，全靠通事和土司头人的心腹传话。
流官拿着朝廷下发的精美图册（画着银币、肉、布），比划着，通事大声翻译。
寨民们敬畏地看着官老爷，但对那些图画上的东西，理解各异。
有人以为是要交税，面露惧色。
登记年龄更是天方夜谭。
寨民们只记得“砍头祭谷那年”、“老虎叼走寨主儿子那年”这样的大事纪年。
土司头人抽着水烟，一直都在听着自己儿子被老虎调走那年的日子。
慢悠悠地指着下面一群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的老人：“这些，都够，都够！”
显然，他想把恩赏多弄点给自己人。
流官无奈，知道无法较真，只能按土司指认的名单登记。
趣事在于，登记完后，土司头人热情地邀请流官赴宴，席间指着烤得喷香的野猪肉和自织的土布，笑着说：“大人你看，肉，布，我们寨子自己就有！那银闪闪的‘福寿’钱，多给些就好！”
流官哭笑不得，只能打哈哈应付过去。
…………
大同镇西屯堡， 登记由卫所千户亲自负责，军纪森严。
军户老人按百户所排队，拿着军籍黄册，秩序井然。
年龄相对准确。
几个精神矍铄的老军户，登记时特意挺直腰板，大声报出当年自己光辉履历”，有人暗示自己劳苦功高，是不是能多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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