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宣德通宝
宣德八年开铸“宣德通宝”，约铸行十万贯左右，即约 1 亿枚。宣德时期依然偏重钞法，对铸钱并不十分积极，因此宣德通宝只铸行了较短时间，铸造量相对较少。
（四）弘治通宝
弘治十六年二月开始铸弘治通宝钱，朝廷要求两京及各布政司根据职责所规定的数量铸钱，并增加了一些地方参与铸钱。但到弘治十八年，实际铸造的数量仅为预期的“十之一二”，铸造效果不佳，铸币量也不多。
（五）嘉靖通宝
嘉靖六年批准铸造 1883.04 万文，南京宝源局则铸造了 2266.08 万文。此后的十一年左右时间里虽有铸钱计划，但实际铸造量与预期相差甚远。
（六）隆庆通宝
隆庆四年铸隆庆通宝，铸钱数量有限，这也使得隆庆通宝在明朝钱币收藏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七）万历通宝
万历四年，户工二部及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开局铸钱，计划铸万历通宝二万锭。之后铸钱规模大幅扩大，除了在“省城”开局铸钱外，还在“荆衡二府”分别开设一局铸钱。同年，按照嘉靖年间的旧例在云南铸钱。万历十年曾暂停铸钱，后来钱法通畅后，十三年又诏令工部铸万历金背钱十五万锭。二十七年四月宝源局再次开始铸钱，二十八年三月发宝源局样钱令湖广如式铸造。
（八）泰昌通宝
光宗在位时间较短，未及铸钱，泰昌通宝为后朝补铸的钱币。
（九）天启通宝
天启二年三月进呈过新铸天启制钱“一百万文”。虽然在九月命令户工二部“每季进制钱五百万文”，但“经久未进”，整体铸钱数量不算多。
（十）崇祯通宝
崇祯元年开始铸造崇祯通宝钱。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各镇有兵马处都可以开炉铸钱，导致“钱式不一，盗铸孔繁”，铸币量较大，但具体数量缺乏准确记载。
明朝铜钱铸造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演变。这些铸币数据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为我们了解明朝的货币经济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明朝货币政策的金融哲学解析
（一）货币价值与信用
明朝货币政策中，货币价值的波动是一个显着问题。大明宝钞的滥发导致其迅速贬值，反映了货币价值与信用之间的紧密联系。当货币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支撑，信用也就随之崩塌，这体现了金融哲学中对货币本质的思考。
明朝货币政策的价值波动与金融哲学思考：
在明朝的货币政策中，货币价值的波动无疑是一个极为突出且引人深思的问题。大明宝钞的滥发，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其迅速贬值，成为了明朝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货币，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和价值尺度，其价值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大明宝钞的滥发，背离了货币应有的内在价值，超出了经济实际需求的范围，这种无节制的发行方式，就像是在沙滩上建造高楼，根基不稳，注定难以长久。当大量的宝钞涌入市场，而与之相对应的实物财富却没有相应增加时，货币的价值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
这一现象反映了金融哲学中对货币本质的深刻思考。货币并非仅仅是一种交换工具，它还承载着人们对其价值的信任和认可。当货币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支撑，人们对它的信任也会随之崩塌。这种信任的丧失，不仅仅是对货币本身的否定，更是对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在货币价值波动的背后，是人们对货币本质认识的不足，以及对货币发行和管理的不当。
在金融哲学的视角下，货币的价值与信用是紧密相连的。信用是货币的基石，没有信用的货币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明宝钞的滥发，破坏了货币的信用基础，使得人们对其失去了信心。当人们不再相信宝钞的价值时，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无法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必须要高度重视信用的建设和维护，只有保持货币的信用，才能确保其价值的稳定。
同时，货币价值的波动也反映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任何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惩罚。大明宝钞的滥发，就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无视和挑战。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是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而货币的价值也同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当货币的供应量远远超过市场的需求时，其价值必然会下降。这一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任何试图违背它的行为都将以失败告终。
从明朝货币政策中货币价值的波动，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哲学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提醒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货币的本质和经济规律，不能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稳定。同时，要加强对货币信用的建设和维护，让货币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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