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再次在会议上强调重人而轻器的说法，让孙承宗等人终于确认了，一直以来皇帝重视军队人员素质的讲法，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已。
谈完了军队的武器配置和训练编组方式，崇祯接着对孙承宗继续说道：“朕希望军校派出几名表现出『色』的军官，同沈培一起南下参加海外的军火贸易。”
茅元仪顿时反对道：“陛下，让军官去经商，还要挑出『色』的军官，这是不是有些浪费人才了。”
朱由检摇着头说道：“朕不是要让他们去经商，而是去观察和学习战争，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军官，是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指挥官的。
一百次在课堂上的推演，也及不上一次真刀实枪的战争。但是不管战争规模的大小，只要是战争就会有伤亡。如果能够用别人的鲜血，来浇灌我们的军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几位从军中提升上来的参谋，对于皇帝的这番言论大起赞同之心，下意识的就点了点头。
而文官出身的参谋则大多皱起了眉头，不过孙承宗却意外的沉默了，他对于皇帝的这番说法，在理智上是认同的，但是在情感上却有些反感。
毕竟他是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早就融入了他的血脉之中。
崇祯这种过于讲究利益的思想，委实让他心里有些难以接受，不过他也清楚，这是培养军官最好的方式。
明军同后金的几次失败，不仅仅是损失了大量的老兵，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中下级军官的阵亡，让辽东军的军事指挥体系完全出现了断层。
这也是为什么广宁之战后，明军再也无法同后金军野战，只能提出凭坚城用大炮的战争理念。
虽然根据皇帝建议修建的陆军军官学校，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批的培训出中下级军官来，但是这些军官究竟能不能排上用场，事实上除了皇帝之外，谁都没有信心。
正如皇帝所言，只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大家才能知道，军校这种培养军官的模式究竟能不能成功。
在孙承宗的沉默之下，崇祯的提议并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专门的军事观察办公室负责此事，作为编制军队条例和条令的主要撰写者茅元仪，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个办公室的主持者。
随后的深入讨论中，众人细化了派出军官的职责，熟悉和了解欧洲人对于火器的运用和作战方式，观察当地土着的作战和指挥方式，收集当地的气候、地理、资源、社会组成等一切相关的情报。
此外在崇祯的建议下，参谋部同意太医院抽调几名医生，以军队的名义，加入到军事观察组中去，了解当地的疾病状况，顺便培养治疗火器伤害的经验。
关于陆军方面的事务讨论完毕之后，孙承宗等人就先行离开了会议室，让崇祯同俞咨皋等新近提拔的水师参谋们，继续讨论海军的有关事务。
此时的大明上下都轻视海防，而重视塞防，因此不管是内阁还是兵部，对于组建海军军官学校，还是组建北方海军，支持力度都非常小。
兵部从来没把天津、登莱水师看做是一只海上作战部队，而是把它当做了海上运输队，和支援辽东军作战的从属部队。
是以水师的将官不仅不受朝廷重视，也很难获得升迁，大部分水师的主将，都是从陆军中调任而来。
这也使得大明的水师，已经从明初威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之王，变成了一只依托海岸线战斗的近海陆军。
俞咨皋从福建水师总兵调任总督京营戎政，刚开始的时候都被人认为，这是皇帝不信任同魏忠贤关系密切的京营将官，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不是皇帝重视水师的表现。
不过当范永高、吴震元、王安、宋武烈等水师军官也被提拔进总参谋部之后，大家似乎能够感觉到皇帝对于水师的确是有些额外的想法了。
而对于范永高、吴震元等人来说，能够进入五军都督府总参谋部，实在是一个意外之喜，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在皇帝面前提水师发言了。
孙承宗离去之后，这些刚刚提升上来的海军参谋们，就开始向皇帝介绍，他们准备了许久的，关于大明水师的指挥体系和作战方式。
朱由检听完之后，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转头向俞咨皋询问道：“那么海军军官学校已经筹备的怎么样了？对于海军军官学校的课程，你有什么方案了没有？”
俞咨皋立刻把摆在自己手边的一份小册子交给了崇祯说道：“臣已经编写了一份办学的计划书，还请陛下过目。海军军官学校的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估计5月10日就能正式开学。
招收的第一批海军学员的人数为223人，其中盐户子弟20余人，渔民子弟30余人，陆军军官学校转校生10余人，水师和锦衣卫官兵80余人，剩下的是勋戚家的子弟和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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