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九月初一，京城百姓关注的焦点，从年初的士绅大会，顺天府改市政厅，京城各工坊招工的人数，终于挪到了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上来。
自大明开国初年，朝廷定过一次黄金一两换白银四两的官方定价之后，此后200余年大明官方就没有再发布过类似的贵金属货币兑换政策。
一来是朝廷发布的兑换政策总是出于丰盈国库的考虑，总是希望拿国库中有余的物资去兑换民间的财富，很少考虑到民间百姓的想法。因此制定出来的货币政策总是不切实际，比如规定宝钞一锭换白银一两或是铜钱880文。
这种近乎于掠夺民间财富的政策自然不会为百姓所认可，甚至往往激起了地方上的叛『乱』。而根据大明官场一贯的做法，激起民变不管是出于什么缘由，当事人都会被重重治罪，因此也没有什么官员敢在货币政策上动脑筋的。
于是大明的货币兑换市场，最终成为了最市场化的商品经济。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完全是依赖于民间商业贸易的交易实况。
不仅仅是大明南北地区，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不一致，就算是相邻的城市之间，货币兑换比例都有着微小的差距。物资充裕的地方，铜钱的价值就高一些，物资紧缺的地方，白银的价格就贵一些。
而各地的银钱兑换比例，基本上都掌握在当地的钱庄手中。同西方的早期银行一样，钱庄的前身就是金银首饰店，他们在打造金银首饰的时候，渐渐便发觉了黄金、白银、铜钱之间的兑换有利可图，因此开始出现了专营黄金、白银、铜钱之间兑换的店铺。
大明的钱庄兴起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当时宝钞过量发行导致迅速贬值，朝廷不得已放开了对于用银的禁令。由于光是铜钱就有制钱、私钱、白钱三种不同的区别，因此钱币的兑换业务也就开始成为了大明百姓所需的民生行业。
到了嘉靖时朝廷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钱币兑换业务的发展。嘉靖八年，民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于是到了万历五年，朝廷再次放开了对于钱庄设立的限制。大臣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从这方面来说，钱庄和银行之间的界线只差了一步。
不过这一步大明王朝却始终没能跨过去，而各地钱庄则享受了原本应当归属于朝廷的铸币税。到了天启末年，民间的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钱币，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
更有在两地联号的钱庄，发行可以在两地汇兑的会票，成为了类似于纸币的信用单据。此外，在江南农村，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为江南百姓提供春季贷款，秋季收米或棉花、生丝的业务，极大的活跃了江南地方的经济。
不过等到了中央银行及另外两家银行成立之后，这些地方上的小钱庄不是被三家银行所吞并，就是被三家银行所挤兑退出了货币兑换的市场。而制定金银铜和纸币互换的比例，也开始慢慢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银、铜、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因为各家银行网点的不断拓展，因此是最先落入三家银行手中的。但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因为不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小额货币，因此受到银行影响最小。
能够用得到黄金和白银交易的大宗货物，一是海外贸易；二是盐业；三则是丝绸、竹木和粮食。但是就集中度来说，又以前两个行业最为主要。
因此当朝廷颁发了黄金法案，三大银行想要把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例推到1:15的固定比例上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便是江南的豪商和两淮的盐商。
依靠江南士绅支持的这些豪商，在海外贸易上被朝廷挤压之后，自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认命的。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反击朝廷的机会，被朝廷招安的十八芝海盗集团牢牢的掌控着东南海域上的治安权，凡是非正常出海的船只都会被这些前海盗首领们所拦截。
按照刚刚成立不久的海关衙门的命令，凡是缴获的走私船只，连船带货物拍卖之后，稽查人员可以先分到3成，然后还有其他奖励。在这种高额奖金的刺激下，那些被招安的前海盗觉得，他们现在比之前当海盗的时候还分的多，还不用担心被官军围剿，因此积极『性』比那些大明的水师高多了。
对于这些原本就不畏惧官绅的前海盗们，他们往日用在大明水师面前的伎俩就完全失去了效力。大明水师是经制之师，只要这些豪商背后的主人给他们主管的官员发张帖子，这些水师官兵那里还敢对他们的船只进行盘问。
但是这什么巡阅府、镇守府，这些豪商们打听了半天，都不明白这些被招安的海盗究竟归谁管理。倒是听说有个海商协会可以出面协调这些海盗们的行动，但是海商协会是真正可以同皇帝联系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施加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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