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崇祯给予的一份文件，黄立极欣喜的离开了乾清宫，返回内阁去召集同僚讨论如何集权去了。
于是乎，那些不停向内阁上书的官员们发觉，原本焦头烂额的内阁阁臣们，居然莫名的安定了下来，他们雪片一般的上书并没有获得一个正面的响应。
就在京城官员们还在观望，皇帝对于立下大功的孙承宗会如何处置的时候，京城几所院校的学生们正展开了一场，关于什么才是孝道和女子出门工作是不是符合纲常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是起于几名学生和士子之间的争吵，争吵的缘由是：皇帝在出京亲征时，断发以祭奠牺牲的烈士，是不是有违孝道。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的一句，虽然没人敢于质疑皇帝当时的行动有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一部分对于这场战争胜利归功于武人不满的士人，以探究学问的名义，隐晦的批评皇帝的行为并没有遵守经义。
燕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刚好听到了这些士子对皇帝的非议，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凡是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学生们，都见证了崇祯对于这所大学的关心。
在这些学生们的心里，他们未来的前途都是同崇祯的命运直接挂钩的，虽然他们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走科举之路，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希望自己不进入仕途，为皇帝效力。
除了崇祯之外，这些学生们也很清楚，若是其他人坐上了皇位，肯定会对燕京大学不屑一顾，而重新将目光转向科举出身的士人们。
同那些渴望通过科举出人投地的士人不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不仅将崇祯视为了自己的君主，还将之视为了自己的领袖。因为此前从国子监改燕京大学过程中，被放到地方上出仕的监生们，都是皇帝亲自选拔的。
这些学生们自然就很清楚了，他们学成之后只要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就能有入仕的机会，积极向皇帝的喜好靠拢也就成了学生中的主流意见。
而那些士人们则不同，他们出仕的途径都是被认为正途的科举考试。能够中得科甲，不是获得了主考官员的赏识，便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因此，他们对于皇帝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遵从于封建的伦理纲常，将皇帝视为君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十年寒窗苦读，方才有了出仕的机会，这治理国家，纠正皇帝行为的偏差，自然是他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这就使得，士人在政治上渴望获得皇帝的赏识，好放手施展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却要以批评皇帝的不当举动，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避免被戴上一个媚上小人的帽子。
拥戴崇祯的学生，和企图指出崇祯不当之举的士人们，因为自己的立场，自然就爆发了语言和身体上的冲突。
虽然这场冲突最后被赶到场的巡警劝解了开去，但是双方显然都很不服气。两边都是文人，既然打架没有分出一个胜负来，自然也就要各自写文章进行批判对手了。
而在舆论战这一方面，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显然占据了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不仅有学生会这个组织，还有自己的校刊。几十个寓居于京城备考的士人，自然不会是组织起来的燕京大学学生们的对手。
不过双方写文骂战的时候，自然不敢拿崇祯断发的事情纠缠不休，于是骂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孝经提倡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孝道的问题上。
学生们对于孝经提倡行为的批判，自然引发了一群保守官僚士绅的不满。这些官僚士绅因为朝廷推行的改革而利益受损，正愁找不到渠道对改革派进行反击。
学生和士子对于孝经的争论，顿时给了他们一个指桑骂槐的计划。作为掌握着不少社会资源的官僚士绅们，自然有自己发声的小报。
而从孝经引申到对改革政策的反击，莫过于京城过去一年多里新建的工坊中，聘请的大量女工，有违背伦理，败坏风气的影响。
关于孝道和女子抛头『露』面出外工作的道德争论，顿时成为了京城百姓聚焦的问题。甚至于双方的文章还上了大明时报，摆在了崇祯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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