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精舍的会议内容虽然没有公布出去，但光是国务会议定下的各项决策，已经让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了。
人们普遍关心的，并不是本次国务会议商讨的重点，关于今年严重的抗旱赈灾形势，而是此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的铸币法案及各项人事安排。
对于某些清流官员来说，以这样的方式通过国家的政策法令和人事调度，让他们毫无『插』足之余地，显然是属于暗箱『操』作，是败坏政治风气的『乱』政。
不过在失去了对于社会舆论的掌控之后，这些清流官员的议论已经无法上升为士林的主流意见，而是泯然于一干噪杂的声音之中了。在当下的大明，已经不再是士绅清流说而天下人倾听的时代了。
因为造纸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新，使得报纸刊物的印刷成本获得了极大的降低，而小学教育和扫盲夜校的推广，也使得城市居民的识字率大大上升，即便是一个杂货铺的伙计或是工厂的学徒，也能够读懂一篇用简化字和标点符号组成的白话文文章。
崇祯上台后除了不断打压『妓』院和赌坊等旧娱乐事业的同时，还一直在推广免费的图书借阅及说书曲艺等娱乐事业，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对于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社会新风气的推动下，城市居民，特别是京畿和新兴工业港口城市的居民，日常娱乐活动已经从过去的赌博、**，慢慢转向了读书看报和体育活动。
明代的话本小说本就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期，就算是大明的高官也有写小说话本作为爱好的。比如一时脍灸人口的金瓶梅，以其透彻的世情和极富感染力的描写而闻名于世。有不少文人就猜测，这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就是嘉靖年间的大名士王世贞。
当然，在崇祯元年以前，这种文化事业上的兴盛，终究还是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的，毕竟这些官僚文人写作的作品，主角都是读书人而已。作品里出现的富翁、名『妓』、市井小民都是要围绕着读书人展开活动的。
但是等到了崇祯元年之后，事情就出现了一些变化，皇帝亲自命人编排的两出戏，大闹天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角第一次变成了读书人以外的角『色』。从这一刻开始，以普通人为视角的小说也就开始渐渐出现了。
而一旦读书人从唯一的主角变成了主角之一，那么诸多报刊读物的内容也就开始了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的背后，也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开始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再以士大夫的价值观来替代自己本身的价值理念。
于是过去可以轻而易举的动员起地方百姓的士绅清流们，现在越来越难以得到这些百姓们的认同了。套用一句后世的话说，这一届的大明百姓实在是太不行，完全不能理解士绅老爷们为国为民的心声。
当然，在这些百姓心中，超过100两黄金和1000两白银的天文数字，实在是和他们干系不大。以现如今一名普通工人80元的年收入，光是1000两白银就需要20年不吃不喝的纯收入，至于那100两黄金更是相当于1600白银，因此这个数目是一个连普通大户人家都很难拿出的现银。
究竟什么人家的家中能够储备超过百两黄金和千两白银的金银？除了盐商、典当行和那些大地主、大官僚之外，大约就只剩下那些海外发现了金银矿的矿主了。
更让百姓们感到好奇的就是，这些士绅清流一个个都自认是清廉无比的正人君子，但是一查起家产来，却个个都是家财万贯，土地跨州连县的主。因此比起朝廷此次颁行的铸币法案，老百姓们显然更为关注这些士绅清流们能交出多少金银来。
而对于那些已经开始投资实业的士绅地主来说，他们虽然反感朝廷强制兑换金银的政策，但是同他们现在投资的工厂停工歇业相比，他们倒是宁愿支持朝廷强制兑换金银的举措。因为只有朝廷手中有了钱，才能交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订单。
由朝廷出面保证的无限法偿的纸币，虽然看起来不及金银实物那么可信赖，但是只要市场上还接受纸币的流通，银行不停止用纸币兑换金银的业务，那么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纸币的。把民间的金银收归银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确保了他们手中持有的纸币的安全。
因此京城的舆论从铸币法案一推出，就分裂成了三、四股意见。支持和反对铸币法案的声音都不多，认为可以试行一段时间以观成效的声音反而是最大的。
京城舆论的导向，正深刻的影响着外地的舆论，而且还掩盖了许多正在悄悄改变大明政治格局的事项。比如平息了衮楚克台吉之『乱』的首功之臣，丰大总督袁崇焕被任命为海外总督区总督的消息，就这样被舆论所淹没了，基本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来。
袁崇焕自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被流放到海外去的，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流放而不是什么委以重任。但是，在他极力试图寻找门路自救的时候，他的同年好友此时却对他表示了无能为力，毕竟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了铸币法案和今年抗旱救灾的事务上，对于一位海外总督的任命，实在是无心关注，也无力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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