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左岸的花神咖啡馆里，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愤怒地将一份《世界报》拍在桌上，头版赫然刊登着海明威接受电击治疗的剧照，演员扭曲的面容在报纸上凝固成永恒的控诉。
“这就是他们标榜的自由！绞杀自由思想的自由！”
他的怒吼在贴着《解放军在巴黎》电影海报的角落激起回响，正在修改手稿的波伏娃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与邻桌的萨特短暂交汇，随后这一群左派知识分子都向这个风暴中心聚拢，展开了热烈辩论。
罗马、伦敦、马德里，类似的场景在文化沙龙和大学校园里不断涌现。
意大利共产党组织的街头放映会吸引了无数工人，他们从海明威联想到自己可能的遭遇，愤怒的口号声在广场上响起。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在革命广场的放映仪式上举起海明威的书籍。
他紧握拳头，对着挤满广场的民众高呼：
“海明威，我们亲密的朋友，他是人民的作家！他的遭遇证明了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容忍为底层呐喊的声音！无论这声音来自哈瓦那，还是来自爱达荷！向被迫害的英雄致敬！”
广场上雷鸣般的回应声浪，让纪录片的影响力在拉美如同燎原之火。
当这场文化海啸越过大西洋时，它撞上了水门事件后美国社会脆弱的信任堤坝。
尽管三大电视网保持诡异的沉默，尽管政府以雷霆之势将这部纪录片彻底打入禁片之列，但架不住利亚带着变种人，将无数装载着真相的胶片盒与录像带，如蒲公英种子般洒向这片937万平方公里的国度。
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着同样的戏码——越是明令禁止的东西，反而在暗处疯长。
官方掌控的主流报纸和电台噤若寒蝉，可那些在街角报亭叫卖的三流小报才不管这些禁令。油墨未干的头版上，耸动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大胆，只要能多卖出几份，他们甚至敢把整部纪录片的剧照做成通版特辑。
这股风潮很快蔓延开来。
先是《村声》这样的先锋刊物开始连载深度评论，接着中西部几家向来敢言的进步报纸也按捺不住，用整版篇幅报道这部纪录片在欧洲掀起的轩然大波。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向保守的《得梅因纪事报》竟在周日特刊上刊登了那张着名的电击治疗照片——虽然做了模糊处理，但画面中扭曲的面容依然触目惊心。
地方电台的主持人们仿佛突然找回了职业勇气，在深夜节目中大胆引用纪录片的关键对白，那些被官方刻意忽略、严令禁止的真相，就这样像病毒一样在美国社会中迅速蔓延。
在这股暗流涌动的风潮中，地下胶片贩子们意外地成了最大的赢家。
他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禁令颁布的第一时间就嗅到了商机。只不过一时之间难以获取资源。
随后，利亚帮了他们一点小忙。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投机者们，根本不在乎那些神秘出现在仓库门口的原版胶片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只知道，赚钱的机会掉到了他们脑门上。
曼哈顿下城某个阴暗录像店里，蓄着络腮胡的老板正对着来进货的客户讨价还价：“这可是官方认证的禁片！你知道有多难运进来么？至少得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个数字。
而那些掌握着专业复制设备的大佬们，更是日进斗金——他们的地下工厂深处，工业级胶片拷贝机正发出永不停歇的嗡鸣。这些本该躺在正规制片厂里的精密设备，此刻却在油渍斑斑的混凝土厂房里昼夜运转，齿轮咬合的节奏活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当局苍白的禁令上。
老百姓确实疯了似的想要看这部禁片。
人们四处打听“那片子的下落”。有些社区甚至出现了“地下观影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十几个人屏息围坐在一台老式放映机前，仿佛在进行某种禁忌的宗教仪式。当画面亮起的瞬间，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抽气声。
就像这间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狭小公寓里，退休高中教师、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弗兰克，正和几个老邻居挤在那台吱呀作响的录像机前，观看那部不知道被翻录了几手的纪录片。
屏幕上，海明威遭受电击的痛苦画面让弗兰克浑身战栗。
“上帝啊……”他颤抖着指着屏幕上那个演员模糊但痛苦的面孔，“我上次看到这种表情，还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他们怎么能……怎么敢这样对待写出《丧钟为谁而鸣》的人？胡佛！那个该死的魔鬼！他该庆幸他已经死了，不然我会亲手送他下地狱！”
次日清晨，弗兰克从橡木书柜最深处取出珍藏的海明威签名本，加入了由退伍军人协会组织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他亲手制作的标语牌在风中微微晃动，上面用鲜红的颜料写着：“他们谋杀了我们的战友，谋杀了真正的美国硬汉！”
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一场挤爆了人的关于纪录片的讨论会上，原本就反对越战的嬉皮士诗人金斯伯格激动地挥舞着双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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