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赵振国带着李建，乘坐单位那辆破旧的吉普车，颠簸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位于浦东的宝钢工程前线指挥部。
这里确实如传闻中所言，一片荒凉。
举目望去，是大片待开发的滩涂、芦苇荡和零星的农田。
几排用竹篾席和油毛毡搭建的临时板房，就是指挥部的办公和住宿地点。
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和泥土的气息，远处传来推土机和勘探钻机的轰鸣声，显示着这片土地正在酝酿着巨变。
指挥部负责人张副指挥，是个五十岁上下、皮肤被江风和日光染成古铜色的汉子，嗓门大，脾气似乎也不小。
他对赵振国这个从“上面机关”下来的“顾问”显然缺乏热情，甚至带着几分基层实干派对于“空降干部”本能的疏离和审视。
握手时力道很大，言简意赅：
“赵顾问是吧？欢迎来前线。条件艰苦，克服一下。这是你们的宿舍兼办公室。”
他指了指一间位置偏、看起来更破旧的板房，“这些图纸、报告，你先看着，熟悉熟悉情况。”
说完，便又风风火火地赶去处理一起设备故障了。
李建看着漏风的墙壁、吱呀作响的破桌椅和硬板床铺，眉头紧锁，嘴里嘟囔着：“这地方……”
赵振国却只是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既来之，则安之。工地有工地的活法。”
艰苦的条件，赵振国并不在意，这可比他上辈子混工地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
他只是不明白，大费周折把他塞进筹备组，又把他扔到工地上，目的是什么？
不过来都来了，赵振国很快调整状态，投入了新的角色。
他不再是筹备组里研究文件、提供建议的“顾问”，而是成了工地上的一个参与者、观察者，甚至……潜在的改革触媒。
他主动要求跟着地质勘测队跑现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滩涂上，看他们打钻、取样、记录数据。
回来后就一头扎进那些枯燥的施工图纸和勘测报告中，结合现场的直观感受，仔细比对、分析。
重生带来的超越时代的技术认知和项目管理经验，让他很快发现了问题：
一些基础设计对长江口复杂的软土地基和地下水条件考虑不够周全，某些施工工序安排存在逻辑矛盾，物料运输路线规划也显粗放，潜藏着效率损耗和安全隐患。
他将这些问题分门别类，整理成详细的笔记，附上自己的初步分析和改进建议，工工整整地写成报告，交给了张副指挥。
张副指挥扫了几眼，眉头就拧成了疙瘩，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扔，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和质疑：
“赵顾问，你的心思是好的。但这些图纸、方案，都是设计院那么多专家反复论证，部里批准了的！
“咱们的任务是按图施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你在机关待久了，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工地有工地的节奏和办法。你说的这些隐患、优化，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改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赵振国没有争辩，只是平静地说：
“张指挥，我明白您的顾虑。这些只是我结合现场观察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您参考。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效率，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他点到为止，欲速则不达，激起张副指挥的逆反心理，就更难说服他了，只能寻找更合适的机会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赵振国并没有停止他的观察和思考，只是变得更加低调。
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工地上那些更具体、更微妙的“弊端”上。
这些弊端并非源于恶意，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体制和管理模式之中，如同无形的藤蔓，缠绕着建设者们的手脚。
赵振国亲眼目睹了一台崭新的、从日本进口的大型履带机，因为一个并不复杂的先导液压控制阀漏油故障，像巨兽般瘫倒在工地上。
操作手急得团团转，施工队长报告上去，层层审批，等待部里指定的维修队携带专用配件从北方赶来。
这一等，就是整整十二天。
期间，两座高炉基础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支护因为缺少关键吊装设备而严重受阻，上百名工人只能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地面准备工作，宝贵的工期在无奈的等待中一天天流逝。
施工队长老韩急得满嘴燎泡，见了张副指挥就叹气：
“老张，这机器是先进，可咱伺候不起啊！一个螺丝都得等上面配！”
张副指挥也只能黑着脸骂娘，却无可奈何。
赵振国默默记下了故障阀的型号和尺寸，并在一次回市区汇报工作时，“顺便”去机电公司的旧货仓库和几个大厂的废料堆转了转。
可惜就算赵振国找到了规格相似的替代品，张副指挥也不敢用，怕这不合规的配件，把这进口的金疙瘩给弄坏了。
赵振国：...
无语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心情。
——
赵振国发现，工地的露天仓库管理粗放得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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