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振国从刘建国刚才的眼神变化里捕捉到了一丝异样的光，那不是敷衍，是心动。
他在生意场上见过太多次这种眼神：一个人听到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时，瞳孔会微微放大，手指会下意识地收紧。
刘建国刚才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在说同一句话，他动心了，只是不想当场松口。
赵振国站起来，笑着伸出手：“刘市长，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握手的时候，他感觉刘建国的手掌比刚才用力了一些。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
走出市政府大楼，赵振国没有急着回招待所。
他在门口的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想。
刘建国的反应在他的预料之中，这么大的项目，他不可能当着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的面拍板，那不符合规矩。
但那个眼神，那只用力握手的手，说明他已经上钩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第三天上午，赵振国正在招待所的前台翻看当天的报纸，服务员喊他：“赵先生，您的电话。”
他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的声音，客气而急促：
“赵先生吗？我是刘市长的秘书，姓陈。您之前说的那个，每年税收不低于现有企业三倍的承诺，能不能白纸黑字写进框架协议里？如果能，刘市长说他就好上会推动，市里愿意尽快和您签协议。”
赵振国握着听筒，嘴角微微上扬。
他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停顿了两秒钟，这两秒钟是他故意留出来的，让对方觉得他在慎重考虑。
“可以。只要市里帮我协调省里的审批，我可以把三年的税收承诺写进投资协议。如果达不到，差额部分我个人补足。这句话，我可以签字。”
陈秘书的声音明显轻快了一些：
“好的赵先生，我这就向刘市长汇报。如果没问题，下周我们安排签框架协议。”
挂了电话，赵振国靠在招待所的前台柜子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这不是巧合，不是运气。
这是他用一个让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换来的一个必然的回音。
接下来两天，赵振国又马不停蹄地见了市计委主任孙德明和市建材局局长韩永年。
孙德明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但得知刘市长已经原则支持，便没有多设障碍，只是叮嘱赵振国尽快准备立项材料，他会优先处理。
韩永年则是实干派，翻完商业计划书后直接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投产”，听说需要两年，点了点头说“建材行业的准入手续我来协调，你抓紧把厂址选好”。
两人的态度都算配合，毕竟刘建国已经点了头，下面的人自然好说话。
市里的框架协议有了着落，赵振国知道，该去敲王国权的门了。
李永安说得明白，市里点头了，才好谈合作。
现在，这个前提条件已经基本满足。
第二天上午，赵振国拨通了王国权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沙哑的中年男人，听完赵振国的自我介绍后，沉默了三秒钟，才说：
“李局长跟我提过你，说你已经去市里跑了一圈。这样吧，今天下午三点，你过来。不过我有言在先，我只有三十分钟，而且我不一定同意跟你合作。”电话挂得很快，连再见都没说。
下午三点整，赵振国准时出现在葛洲坝工程局大楼的四楼。
王国权的办公室比李永安的小一半，墙上挂的不是地图，而是一排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标签：“经营合同”“审计报告”“设备档案”。
办公桌上堆满了报表，一个搪瓷茶缸子放在最上面，茶渍把杯壁染成了深褐色。
王国权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抬头看了赵振国一眼，没有站起来，只是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赵振国坐下，把商业计划书和一份刚刚和刘建国草签的框架协议复印件一起递过去。
王国权先拿起框架协议翻了翻，眉头微微拧了一下，放下，然后才翻开商业计划书。
“赵先生，”王国权开口了，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李局长给我打过招呼，说你想在宜昌投资建水泥厂。市里刘市长那边你也签了意向。按理说，两位领导都开了口，我不该多说什么。但我有一句话想问你，你以前做过实业吗？”
赵振国愣了一下，他想起了另一段人生，上辈子他干过工程，管过房地产项目，从打桩到封顶每一步都踩过泥浆。
王国权见他略有迟疑，语气里带着一丝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惋惜的东西。
“赵先生，我在葛洲坝干了很多年，见过的生意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你知道我最怕什么人吗？最怕那种手里有钱，嘴里有词，但他不知道水泥是怎么烧出来的，不知道矿山是怎么开的，不知道一个工程从图纸到验收要经过多少道手续。他以为有钱就能搞定一切。等钱砸进去了，才发现水比想象中深，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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