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升银行，就是串联所有产业的关键金融媒介。从港人出生起，生活就难以脱离娄氏生态；而恒升，则是集团获取整体劳动剩余价值的工具。掌控一地的重要银行，就等于握住该地区的经济命脉。何晓的目标是：只要港城人有消费行为，娄氏就必从中获益。
“何生，眼下恒升势头正劲，是否应考虑加速分行扩张？现在趁热打铁正是最好时机。”利国韦提议。
何晓点头回应：“我调研过，恒升的信贷业务长期以来聚焦中小厂商，尤其是制衣、玩具、轻工等领域。如今港城不少大企业、大财团，成长初期都曾受益于恒升的支持，至今仍保持着良好合作。”
恒升此次以华资主导身份重新亮相，能迅速重获市民欢迎，正因其一直坚持优质服务。自创办之初，恒升就在港人心中建立起“诚信待人，服务周到”的形象——这是华人商业的传统理念，而恒升做到了极致，业绩也有目共睹。因此才能在汇丰与英资银行的重重包围中突围成长，成为最大的华资银行。
“如果通过收购实现网点扩张，各位认为是否可行？”何晓问。
“您的意思，是投资或并购其他华资银行？”利国韦追问。
何晓未直言，但眼神已默认。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也是商场弱肉强食的永恒法则。
利国韦也有同样想法，他也希望借势整合华资银行资源：“各位都是银行业的资深人士，都清楚银行竞争的核心无非是资金成本与坏账率控制。”
“要想压低坏账，就必须严控资金成本。但不少华资银行为追求高回报盲目投资，忽视了银行自带的经营风险。”
“自开埠以来，港城银行业长期由英资主导。从二十年代银号兴起，到后来现代化银行的出现——比如我们恒升——华资机构逐渐崭露头角。除恒升外，还有东亚银行、永亨、永隆、廖创兴等银号，这些机构在经营上各有……”
东亚银行成立于1918年，由粤籍商人简东浦等人创办，抗战期间曾积极为华人募资，经营风格一贯稳健。在当年银行业恶性竞争加剧之时，简东浦坚持拒绝卷入，避免银行陷入被动。因此东亚一直是华资银行中的佼佼者，虽因保守在六十年代后被恒升反超，但仍属优质资产。
至于廖创兴银行、道亨银行以及嘉华银行等机构，就其综合实力与市场地位而言，确实难以称之为行业翘楚。这几家华资银行各自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挑战，普遍存在资金运用效率低、风险控制能力薄弱等问题，尤其在某些关键时期，未能妥善管理储户存款，导致投资决策严重失误，最终造成重大亏损。
以廖创兴银行为例，该行在遭遇重大投资挫折后，迫不得已引入日本三菱财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出让25%的股权以换取资本注入和运营支持。
这一举动充分反映出其在自主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方面的局限。事实上，在当时的港城金融体系中，除非具备如汇丰、渣打等英资银行的显着优势，否则即便市场整体繁荣、金融活动高度发达，华资银行也往往难以真正跻身核心竞争圈层，更谈不上从中获取丰厚利润。
华资银行在当时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压制。绝大部分优质客户资源和大型金融业务均由英资银行垄断，华资银行往往只能承接英资不屑于开展的零星业务与中小客户存贷，如同捡拾他人进餐之后的“残羹冷炙”。
这种边缘化竞争态势不仅限制了其发展潜力，也成为导致部分华资银行持续亏损、最终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面对华资银行接连出现的危机，港府通常选择委托汇丰银行——这一具备准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出面进行收购或重组。
汇丰则借此机会以较低价格吸纳这些银行的优质客户、业务网络及其他有价值资产，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资本兼并。整个过程常被冠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或“拯救陷入困境机构”之名，然而其商业实质，实则是借助政策便利实现自身的版图扩张。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尖锐指出：“若被收购对象并非具备潜在价值或优质资产，那么任何理性的商业主体都不会轻易出手。”汇丰的收购行为显然并非出于公益，而是严格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商业决策。
何晓在评论这一现象时直言不讳：“如果那些都不是什么优质资产的话，收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考虑成本。”这句话背后折射出的是清醒的商业逻辑：企业收购的本质是追求利益，而非慈善救助。
利国韦亦指出，“港城目前众多中小型银行受全球股灾波及，投资严重失利，陷入财务困境。若放任不管，极有可能引发储户挤兑甚至银行破产，进而动摇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我们提前介入、收购这些存在风险的银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协助港府防患于未然，缓解潜在的金融与社会风险。”尽管该立场带有一定自我辩护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金融界弱肉强食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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