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礼教森严的这个古代社会，女性的命运往往如浮萍般随波逐流，尤其是婚姻，更是难以自主。然而，盛家大老太太却在淑兰的婚姻危机中，以非凡的智慧和果敢，主导了一场堪称经典的离婚战役。
盛家大老太太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本应遵循传统礼教的束缚，在婚姻出现问题时默默隐忍。但当她敏锐地察觉到淑兰的婚姻已病入膏肓，毫无挽回余地时，她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这份理智清醒，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尤为可贵。她没有像寻常妇人那样，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纠结之中，也没有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试图通过妥协和退让来维系这段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深知，在错误的婚姻里苦苦纠缠，不仅无法换来幸福，还会让淑兰在痛苦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于是，她果断做出决策，及时止损，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清醒认知。
在处理淑兰离婚一事上，盛家大老太太将“当断则断”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没有寄希望于用手段去感化那个不靠谱的孙志高，也没有在是否离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一旦下定决心，便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她明白，对于孙志高这样品行不端之人，任何的妥协和挽回都是徒劳，只会让盛家在这场婚姻纠葛中陷入被动。她的果断，不仅为淑兰争取了脱离苦海的机会，也为盛家避免了更多的麻烦和损失。
这场离婚战役的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盛家大老太太做事的果断。她深知，离婚之战一旦打响，就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给对手留下拉长战线的机会。因为每拖延一天，淑兰就要多承受一天的心理煎熬。她精心谋划，周密部署，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不给孙家任何喘息之机。这种果断的行事风格，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淑兰的心理伤害，也展现出大老太太对孙女深深的关爱。
为了确保这场离婚战役的胜利，盛家众人在大老太太的带领下，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做了极为充分的事前准备。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优势而轻敌，而是深入调查孙志高红颜知己的背景，成功找到她在妓院的户籍。这一关键信息，成为了日后谈判中的重要筹码。
战役打响，盛家大老太太采取的第一个策略便是“釜底抽薪”。她安排留在孙家的盛家陪嫁家人，火速将所有陪嫁的东西拉回盛家。在古代社会，陪嫁物品不仅是女子的私有财产，更是她在夫家地位的象征。将陪嫁物品悉数取回，让孙家失去了对事态的掌控，也使的盛家在谈判中从被动到主动的地位。这一招棋，犹如在孙家的后院放了一把火，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在人员安排上，大老太太做到了明确分工。她对参与此事的盛维、李氏、盛纭等盛家人士进行了细致的部署，甚至有可能提前进行了彩排预演。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和职责，在离婚当天，他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有人负责扮红脸，以温和的态度与孙家沟通；有人扮白脸，以强硬的姿态震慑对方；有人负责帮腔，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还有人负责陪伴官府来人，确保整个过程符合规矩。这种有序的分工，让盛家在谈判中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离婚当天，大老太太将离婚所牵涉到的相关衙门和人士尽数请到场。官府代表着法律的权威，地方贤达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双方家族长辈则关系到家族的颜面和声誉。此外，她还特意让淑兰、品兰和明兰前来旁听，这既是对她们的一种教育，也是向孙家表明盛家对此次离婚的重视和决心。众多人物齐聚一堂，让整个离婚过程变得庄重而严肃，也给孙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谈判过程中，盛家众人配合得堪称完美。当孙家试图顽抗时，盛家选择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他们攻击孙志高爱妾的贱籍身份问题，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这无疑是孙家的一大软肋。这一攻击让孙家为孙志高说话的长辈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动摇，他们担心娶妓女为妻会给家族带来耻辱，影响家族的声誉和地位。于是，孙家的心理天平开始向盛家倾斜。
为了争取外围群众的支持，尤其是地方耆老的认可，大老太太动之以情。她分享了自家因为一个妓女而闹得家破人亡的事情，用真实的案例引起了众人的共鸣。这些故事让在场的人深刻认识到，与妓女有牵扯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众人对淑兰的遭遇产生了同情，也对孙家的行为表示不满，舆论的风向逐渐倒向了盛家。
除了动之以情，大老太太还晓之以理。她将娶妓女为妻对孙志高事业的严重影响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古代，官员选拔对个人品德和家庭背景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孙志高娶妓女为妻的事情传扬出去，他的仕途必将受到严重阻碍。大老太太的这番分析，直击孙志高的痛点，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婚姻的利弊。
面对仍在犹豫的孙志高，大老太太采用了威逼利诱、破财消灾的策略。她威胁要把孙志高的红颜知己拖出来游街，让宥阳县里的大伙儿都瞧瞧孙大才子的德行。孙志高是个爱面子的人，这种威胁让他感到恐惧。与此同时，大老太太又以淑兰一半的嫁妆为诱饵，让孙志高觉得有利可图。在盛家的软硬兼施下，孙志高最终权衡利弊，选择了妥协。大老太太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主动破财消灾，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淑兰的自由，也维护了盛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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