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的：
“他小时候，我抱过他。白白净净的，眼睛又大又亮。”
“我给他起小名叫石头，想让他皮实点，好养活。可他怎么就没皮实起来呢？”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
“他娘把他惯坏了。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我跟嫂子说，别太惯着，她不听。”
“她说，他就一个儿子，不惯着谁惯着？”
他看着碗里的酒，眼神空洞洞的：
“后来他做官了，我还是不放心，隔三差五让人去打听。”
“打听了也没用，他瞒着我。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让人去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喝酒。看见那些人进来，他愣了愣，然后笑了。他说，叔还是知道了。”
包拯放下碗，双手捂着脸。
张卫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张先生，”他说，
“你说，我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张卫国看着他，想了想，说：
“图个心安。”
包拯愣了愣。
“你做了你该做的，心里就安了。”
张卫国说，“不安的是人情，可人情和公义，从来不是一回事。”
包拯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很短，很淡，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张先生，”他说，
“你这人说话，有时候真让人没法接。”
“那就别接。”
张卫国又给他倒满酒，
“喝。”
两人碰了一下碗，一饮而尽。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月光透过窗纸，照在两个人身上，照在那两个空碗上，一片清辉。
包勉的事过去一个月后，包拯收到了嫂子的信。
信是托人带来的，没封口，就那么折着。包拯拿到信时，手抖了一下。
他把信放在案上，看了很久，才打开。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希仁，嫂子回去了。家里都好，勿念。”
“包勉的事，我不怪你。你做的是对的。可嫂子心里疼，你得容我疼。”
“往后过年，别来了。等我缓过来，我去看你。嫂子。”
包拯看完，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张卫国。
张卫国坐在那儿，没动。
过了很久，包拯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她说她不怪我。”
张卫国没说话。
“她说往后过年，别来了。”
张卫国还是没说话。
包拯转过身，看着他。那张黝黑的脸上，眼眶微红，但没有泪。
“张先生，”
他说，
“你说，她什么时候能缓过来？”
张卫国想了想，说：
“不知道。”
包拯点点头，又转回身，看着窗外。
窗外，天阴着，要下雨了。
嘉佑六年春，包拯收到消息：嫂子病故。
来人说是年前就不太好了，一直瞒着，不让告诉包拯。
等发现不行了，已经来不及了。
临终前，她拉着邻人的手，说：
“告诉希仁，别怪自己。嫂子不怪他。”
包拯听完，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张卫国陪他站着。
后来，包拯转身，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他在里头待了三天三夜，没出来。
饭是张卫国送进去的，搁在门口，他端进去，又原样端出来，没动。
三天后，他出来了。
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但眼睛还亮。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忽然说：
“张先生，陪我喝杯酒吧。”
张卫国陪他喝了。
那天的酒喝得很慢，一杯接一杯，谁也不说话。喝到黄昏，包拯忽然说：
“五年。”
张卫国看着他。
“包勉死了五年，嫂子才走。”
包拯说，
“这五年，她一个人，怎么过的？”
张卫国没说话。
包拯端起碗，喝了一口，慢慢咽下去。
“她说她不怪我。可她不让我去过年。
她知道我看见她会难过，她也知道她看见我会难过。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五年。”
他看着碗里的酒，声音越来越轻：
“最后她死了，我都没见上一面。”
张卫国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她让你别怪自己。”
包拯点点头：“我知道。”
“那你怪不怪？”
包拯抬起头，看着他。夕阳照在他脸上，那张黝黑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悔恨，只是一片平静，像冬天的湖面。
“不怪。”他说，“我做了该做的。她做了该做的。包勉……也做了他该做的。”
张卫国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人，不是不难过。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化成别的东西。化成那个家训，化成那些奏章，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
这就是包拯。
他把所有的柔软，都藏起来了。藏得那么深，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只有在酒后的深夜，只有在张卫国面前，才偶尔露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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