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来说，铁骨铮铮的司马迁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绝不向任何强权屈服，亦不会去粉饰统治者，这样的人写出来的史书，自然应当客观公正，否则何以被历朝历代奉为圭臬，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人非圣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喜恶、立场，皆有私心。
而每当私心作祟，便难以做到绝对的公正。
司马迁的确是个硬骨头，《史记》之中，从未写过当权者的好话，而这并非是出于绝对公正，乃是因为个人经历，对当朝统治者有着强烈的怨恨和愤慨，其要求便极其苛刻。相反，由于他的悲剧经历，难免会对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的较悲惨经历的人产生同情甚至共鸣，从而笔下留情。
反而对成功人士有所不满，怨气极大……
比如，纵观《史记》，对于项羽以及李广极尽赞美之能事。
他用大笔墨描写项羽死前的悲壮经历，以此衬托项羽的悲剧色彩，而对项羽的残暴、屠城、虐杀百姓、活埋秦军战俘等等，或是不写，或是一笔带过。但是一旦项羽做了哪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他就会大书特书。
李广也是一样。
李广一辈子没能封侯，最后自杀，司马迁对其命运惋惜嗟叹。
反而对战功无数堪称绝世名将的卫青、霍去病不以为然，戏份还没有一个连侯爵都非能敕封的李广重。
司马迁笔下之《史记》中李广的记载，影响了无数的后人。王维一首诗《老将行》里边有四句说的是李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李广确实厉害，可你说“卫青不败由天幸”，这就过分了吧？
但这就是司马迁对待成功者的态度。
秦始皇乃是千古一帝，说一句“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估计无人反驳。结果便是《史记》将秦始皇营造成为一个“残虐的暴君”，对其“车同轨，书同文”一统九州等等旷世功绩不予歌颂，极尽诋毁。
汉高祖刘邦从一个乡间亭长、中年吊丝，逆袭而为开国君王，毫无疑问乃是历史之上成功者的典范。然而《史记》之中却将其营造成一个地痞流氓，一无是处。
这可能么？
诚然，刘邦的一些事迹能够透露其的确有流氓的本质，但是若无更多的优点，凭什么统领手底下的骄兵悍将，与战神一般的相遇屡战屡败且不崩溃，反而最终逆袭得胜，一统天下？
没有人能够否认司马迁的伟大，更没人能否认《史记》之地位，它就是“四史”之首，可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然而只要是人，便总有倾向。
《史记》尚且如此，何况后世那些涂抹粉饰的史书？
更别说清朝的官修成的明朝的史……你指望他能有什么好话？有可能去还原历史的真相么？这跟统治者的人品无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是极尽诋毁之能事，
古往今来，概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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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俊心中的一点郁愤渐渐犹如这绵绵春雨一般，渐渐散去。
当久违的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倾洒下来，照耀着这一片广袤的土地，房俊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
一个小人物被隐藏了叛国的事实，塑造成慷慨激烈的英雄，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后果会如何，是否能够以此激励大唐官员百姓的爱国心，若是往后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愿意去慷慨赴死决战到底，那么就是成功的。
与之相比，萧嗣业是忠是奸，能否得到应有的审判，又有什么关系？
于是，当两日之后大军启程返京的时候，萧锐便见到那个依旧意气风发英姿勃勃的房二郎，而他自己，却是满脸油腻、黑着眼圈儿，无精打采……
他害怕啊！
世家门阀最注重的便是名誉，兰陵萧氏虽然屡易其主，但是在民间的风评甚佳，老百姓其实不太在乎你是否满门忠烈，只要地租别收的太狠，盘剥的时候给大家留一个活路，这就是好人家。
当然，这是寻常情况下。
可一旦家里头出了一个卖国贼，那可就完全不同了！
大唐越来越昌盛，吏治越来越清明，生活越来越富足，兼且对外战争的胜利一场接着一场，使得民族主义空前膨胀，百姓对于这个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越来越大，对于大唐、对于李二陛下的认可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你们萧家出了一个卖国贼，让百姓们怎么想？
这个年代，无论百姓还是贵族，最相信的便是“家风”，这是“九品中正制”的遗毒，人们笃信什么样的人家就会出什么样的孩子，出了一个忠贞节烈的无双国士，那么这家人的“家风”便是忠贞节烈，其余的家人亦会慷慨激昂，死不旋踵；反之，出了一个叛国贼的人家，就证明“家风”是歪的，这等“家风”熏陶下的子弟，肯定还会有人通敌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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