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贺史也由衷地感谢藤原圭，要不是藤原圭不停地灌输“东南亚本身就是西方圈养的牲畜”这一观念，让吉田贺史保住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
若非如此，恐怕吉田贺史现在也要焦头烂额了。
而吉田贺史现如今也在进一步观察，看看藤原圭的其他预测会不会依次实现。
比如说中国崩溃论彻底破产，以及加入WTO，还有韩国正式把文化产业设定为支柱型产业之类等等。
如果这些预言都依次实现了，吉田贺史将会对藤原圭佩服得五底投地，到时会萌生跟着这个人干到睡棺材板的想法也说不定。
这把火以泰国为火源，先是烧向了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然而日韩也沾染上了火焰。
又一大批外贸企业因此倒闭，而银行也损失惨重。
为了抵御这次危机，银行需要增加现金储备，限制普通储户取钱又会引发恐慌，于是只能拼命地收回贷款。
但是哪怕要收回贷款，也要根据合约做事，如果贷款即将到期或者已经到期，银行的业务员还能用一些强硬手段进行讨回。哪怕没有到期，但是面临着一些没什么根基且业务情况不好的小企业，也可以软硬兼施地把欠款讨来。
但是这样的手段放在水波身上就丝毫不起作用了。按照合约，水波三年内都不需要考虑还款的问题，而且经营状况非常良好，让那些银行几乎想不到任何理由能够收回借款。
而纵使如此，还是有银行的业务员厚着脸皮上前，希望能讨回不说全部，最起码一部分欠款。甚至做出可以借十换九的承诺，不要说利息了，就连本金都可以打折扣归还。
原因是藤原圭借的钱实在太多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藤原圭不停地贷款，而银行也非常乐意借给他。
银行本身就是靠借钱盈利的商家，只要是有赚钱希望、营收状况良好的企业，他们自然是乐意将口袋里的钱“分享”出去的。大不了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就好了，反正不会亏。
而这场金融危机却是意外的变故，让他们等不及晴天也要收伞了。
有的人在水波门口一站就是一下午，甚至还有人看到藤原圭后就迫不及待地土下座，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陈述自己的艰辛，一定要讨回欠款，否则银行就会辞退自己，到时候一家老小都要躺在池袋大街上喝西北风。
但是藤原圭自然不为所动。牺牲尊严就能赚到钱的话，那么钱这东西也太好赚了一些。
更何况对于这些曰本社员来说，土下座也好，跪拜磕头也好，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熟能生巧的东西，对他们自己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贵。
部分银行的业务员们在水波制作门口徘徊驻留的好几天后，只能叹着气离开了，钱进入藤原圭的口袋里再想取出来根本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另一边厢，东京的低价又开始进一步腰斩，很多商铺、住宅的价格都开始大跳水，来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低点。在东京各大繁华的商圈街道随便溜达一圈，都能看到许多商户的墙外都贴着“转让”的纸张。
而吉田贺史也知道，现在正是出手扩展水波的院线资源的时候了。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藤原圭一直让公司留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这些现金储备来自之前作品的收益和一些银行的借款，有数十亿之多。哪怕公司面临了一些资金困难，制作经费紧张的时候，藤原圭也不让动这笔钱，而是另外拉投资。
现在看来，这笔钱就是用来购买院线的。
这是水波制作由单纯的制作公司，转变为集制作、经纪、发行于一体的大型影视托拉斯的关键一步。
虽然低价还在不停地下跌，但是曰本政府和银行系统也及时出手进行管制。吉田贺史也不愿意去等着抄什么底，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一个月之内就买下了东京中央区（银座附近）、新宿区、港区等地的十二座剧院，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数量。
购买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大部分影院的经营者卖掉剧院都是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希望赶紧有一笔钱回到口袋。
所以哪怕他们提出的出售价格已经很低了，吉田贺史还是会想办法在合理范围内再压一压价，以达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吉田贺史在这方面眼光老辣、经验风度，而且很有分寸，还价的时候总能把价格压到你的肋骨叉上——无限逼近对方的心理底线，压缩了还价空间，又不至于还价得太狠惹怒对方，导致谈判失败。
九月初的某个早晨，吉田贺史和随行助理来到了一家在池袋的大型剧院。
这家剧院占地很大，有着十八个大型放映厅，而且装潢得很好，虽然开业经营了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但是三年前才翻修过一次，所以看上去依旧很新。
而且附近有两个居民点，和大型商场以及一条步行街，人流量极大，在正式谈交易之前，吉田贺史还派人来此地实际观察过，这里的确是附近逛街和居住的人们想看电影的时候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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