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从老家出来的那年，我才二十岁，拖着一个掉了轮子的行李箱，站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突然就慌了神。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音，像在替我喊疼，我攥着口袋里皱巴巴的几百块钱，手心全是汗。来之前总觉得外面的世界遍地是机会，真站在这儿了，才发现连找个落脚的地方都难。那天下午我走了整整三个小时，腿肚子都转了筋，才在城中村找到一间月租三百的小单间，房间小得转个身都能撞到床沿，墙皮掉得像块破布，窗户正对着别人家的后墙，大白天也得开着灯。房东是个叼着烟的老太太，收了钱就扔给我一串锈迹斑斑的钥匙，说晚上十点后别洗澡，热水器老跳闸，说完就摇摇晃晃地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满是灰尘的房间里，鼻子突然就酸了。第一晚我没敢睡，坐在床沿上盯着门缝看，外面的脚步声、说话声、还有不知道谁家的电视声，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我抱着那个掉了轮子的行李箱，好像那是世上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找工作比找房子更难。我没什么文凭，只会做点家常菜，去餐馆应聘服务员，老板上下打量我半天，说试用期一个月，管吃住，一个月八百块。我赶紧点头，生怕他反悔。餐馆在后厨跟前厅之间隔了个小过道，我就住在过道尽头的储物间里，里面堆着拖把和洗洁精，晚上睡觉能闻见一股消毒水混着油烟的味儿。第一天上班就被烫伤了胳膊，滚烫的油星子溅在皮肤上，起了一串小水泡，我疼得差点跳起来，老板娘却在旁边喊，愣着干啥，赶紧把盘子端出去。那天晚上我对着镜子看胳膊上的水泡，突然就想起我妈，在家的时候我切菜割破个手指头她都要念叨半天，现在烫成这样，连哭都不敢大声。有天半夜起夜，听见老板跟老板娘在吵架，老板娘说我手脚笨，不如前一个服务员利索，老板说再等等，这丫头好歹老实，不用给那么多工资。我缩在被子里，把脸埋进枕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那时候才明白，在外面没人会在乎你疼不疼，只在乎你能不能干活。
干了三个月，我攒了两千块钱，偷偷找了个新地方，是个老旧的居民楼，六楼，没电梯，房间比之前那个大点儿，能放下一张桌子。搬走那天我没告诉餐馆的人，凌晨四点就起来收拾东西，还是那个掉了轮子的行李箱，这次我把它抱在怀里，一步一步挪下六楼，天还没亮，路灯昏昏黄黄的，照得影子歪歪扭扭。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蹲在地上哭了，不是因为累，是觉得自己像只偷偷搬家的老鼠，连离开都得躲着人。新住处附近有个菜市场，每天早上五点就热闹起来，我常常站在窗边看那些摆摊的人，他们裹着军大衣，在寒风里跺着脚，把冻得通红的手凑到嘴边哈气，可等有人来问价，立马就笑盈盈的，嗓门亮得很。我慢慢学会了在收摊的时候去买便宜菜，一把蔫了的青菜，几个有点磕碰的土豆，回来炒一炒，也能吃得香。有次买了块五花肉，炖了锅红烧肉，香气飘满了整个楼道，我盛了满满一碗，吃着吃着就哭了，想起小时候我爸总把肥肉挑给我，说姑娘家多吃点肉才有力气。
冬天来得特别快，那栋老楼没有暖气，房间里比外面强不了多少。我买了个小太阳，开最大档也只能烘热眼前一小块地方，晚上睡觉得穿着毛衣毛裤，再盖两床厚被子，还是冻得睡不着。有天夜里水管冻裂了，水顺着墙角往下流，我起来找了个盆接着，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特别清楚。我坐在床边看着那盆水，突然就觉得特别孤单，要是有个人能跟我说说话就好了，哪怕只是骂我两句也行。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修水管，拿着扳手捣鼓了半天，手上划了个口子，血滴在地上，红得刺眼。最后还是楼上的大爷听见动静，下来帮我修好的，他说小姑娘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以后有啥事儿喊一声。我看着大爷佝偻的背影，鼻子一酸，说了声谢谢，他摆摆手走了，留下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带血的纸巾。
后来换了份工作，在超市当收银员，工资高了点，也轻松些。超市里有个理货员，叫建军，比我大五岁，总趁我不注意塞给我个苹果，或者一瓶热牛奶。有次我感冒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他中午给我带了碗姜汤，说他妈教的，治感冒特管用。我捧着那碗热乎乎的姜汤，手都在抖，那是来城里之后，第一次有人这么实实在在地疼我。建军约我去看电影，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了，电影院里黑乎乎的，他想牵我的手，我躲开了，心里慌得厉害。不是不喜欢，是怕，怕这点 warmth 像泡沫一样，一戳就破。后来他又约了我几次，我都找借口推了，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他，我住的地方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身上总带着股廉价洗衣粉的味儿，我怕他看见我过得这么狼狈。有天他在超市门口等我，说想跟我好好聊聊，我低着头说我们不合适，他问为啥，我说我不想谈恋爱。他沉默了半天，说我知道你不容易，我想帮你。我没说话，转身就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不能拖累他，我自己都顾不上自己，怎么能拉着别人一起吃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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