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声划破了社区的夜空，红蓝闪烁的灯光透过窗户，在都贤收苍白的脸上交替明灭。他坐在客厅角落的椅子上，身上披着一条毯子，警察给他的。他一动不动，目光空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还能看见上面沾染着洗不掉的血迹。
我坐在他旁边，紧紧握着他另一只冰冷的手，一遍遍地低声重复：“不是你的错，贤收，那是个意外。”
一位面容和善的女警给我们端来了热水。客厅里，其他警察正在进进出出，低声交谈。白尚雅也来了，她穿着睡衣，外面裹着外套，脸上写满了恰到好处的惊恐和担忧，正和一位警官说着什么，不时用担忧的目光看向我们。
是我用都敏浩书房的座机报的警。在最初的震惊和混乱过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逃跑是最糟糕的选择，只会让都贤收看起来更可疑。我们必须面对，而且要尽快。
我告诉接线员，我们前来拜访都敏浩医生，发现他身受重伤，疑似意外跌倒被利刃所伤。我刻意模糊了细节，强调了“意外”和“发现”。
“他怎么样？”都贤收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眼睛仍然盯着自己的手。
“医护人员还在里面。”我轻声回答，心里清楚都敏浩生存的几率微乎其微。那一刀的位置和出血量...
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走过来，表情严肃：“都贤收先生，俞瑾小姐，我们需要单独和你们谈谈。”
询问在都敏浩宽敞却冰冷的客厅里进行。我和都贤收被分开问话。我坚持我们最初的说法：都敏浩叫我们过来，谈话间情绪激动，不慎被自己手中把玩的手术刀所伤。我隐去了绑架的威胁，隐去了暗门，隐去了父子间最激烈的冲突，只描述了一个严厉父亲和压力过大的儿子之间的一场不幸意外。
我忐忑不安，不知道都贤收会怎么说。他处于巨大的精神冲击下，会不会说漏什么？
轮到他时，他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偶尔点头或摇头，大部分时间由陪同的律师（白尚雅迅速帮忙联系的）代为回答。他的沉默反而成了一种保护。警方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矛盾的说辞。
现场勘查初步结果支持了“意外”的说法。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都敏浩手上的确有自己的指纹（混乱中碰到的），伤口角度也符合意外刺入的特征。最重要的是，都敏浩腹部的那把手术刀，刀柄上最清晰的指纹，属于都敏浩自己。
一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由意外导致的悲剧。这是警方初步的结论。
凌晨时分，医院传来消息：都敏浩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当警官将这个结果告知都贤收时，他身体猛地一颤，然后更深地低下头，肩膀微微抖动起来。没有嚎啕大哭，只有无声的、绝望的颤抖。我不知道那颤抖里，是悲伤，是解脱，还是更深重的罪恶感。
我被允许带都贤收回家。白尚雅想跟来，被我委婉又坚定地拒绝了。
回到我们那个狭小却熟悉的房间，都贤收直接瘫倒在床垫上，面朝墙壁，蜷缩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我给他盖上被子，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坐在他身边，守着他，一夜无眠。
第二天，都敏浩的死讯见了报。最初只是社会新闻版块一小块不起眼的报道：“知名精神科医生都敏浩家中意外身亡”。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不知道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将都敏浩的死与几年前那些悬而未决的精神病院失踪案联系了起来。报道开始用上“争议医生”、“谜团重重”、“死亡巧合”这类词汇。
而当记者们挖出都敏浩还有一个儿子，并且儿子就在事发现场时，一场媒体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弑父疑云？”“死亡现场的继承人”“精神病医生的疯狂基因？”
骇人听闻的标题配上都贤收大学档案照片里那张苍白俊秀的脸，充满了诡异的张力。我们家楼下开始出现蹲守的记者。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陌生号码。
都贤收彻底将自己封闭起来。他不再去学校，不再打工，整天待在房间里，要么盯着天花板发呆，要么就不停地洗手，一遍又一遍，直到手背搓得通红破皮。
警方又来找过他几次，问询更深入的问题，关于他们父子的关系，关于都敏浩的研究，甚至隐晦地提及那些失踪案。都贤收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偶尔回答也是通过律师。
我知道他在保护自己，也在保护我。每一次问询都像是在剥掉他一层皮。他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眼窝深陷，沉默得可怕。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内衣里的那只录音笔，竟然真的录下了一些片段。虽然大部分是嘈杂的撞击声和混乱的喊叫，但都敏浩最初威胁我的那些话——“不存在小姐”、“让你消失”、“就像处理其他麻烦一样”——虽然模糊，但依稀可辨。我没有把它交给警方，现在还不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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