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河南遭遇了多少年不遇的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嚎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大旱一般要伴随蝗灾，袁世凯的老家项城，蝗虫几乎把所有的庄稼吃光。
奉命办理赈灾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
改以河道总监李鹤年代之。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
袁保恒去开封上任时，把袁世凯也带在了身边，一方面是个帮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学一些作官的本事。
袁世凯也想借此为自己谋个职位，学得很用心，很认真。参加这次赈灾，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灾区，他首先看到的由于官员的不作为，给其管辖的地盘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匪患猖獗，……倾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无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盗矣！”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这个阶层有二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分散，另一个容易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只要有饭吃，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都是可以逆来顺受的，都是听话的顺民。
但要是活不下去了，也很容易揭竿而起。如果灾荒把没有活路的，分散的农民因逃荒而聚集起来，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在跟随叔父赈灾时，袁世凯看到了二种很典型的官员及其行事风格。一种是太平官，习惯于高高在上，在寻常的日子里，生活按着正常的轨道运转，是很难发现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的？
而有时候，这样的人因为听话，甚至可能不贪不占。平日里中规中矩，善于逢迎，其仕途往往能很顺风顺水。
另一种人则不但是当官，更要管事、干事。他们体察民情，勇于担当，善于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人无完人，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不随波逐流，甚至不好使用。平日里是很难得到升迁的。
遇到灾荒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些个太平官，那些个平日里被人常常称做的好官，这个时候非但没了用场，甚至误事。
而后者正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袁世凯在赈灾时给他叔父帮忙跑腿，有时到下边传达他叔叔的命令，使他对权力产生了特殊的嗜好和想往。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快感，打心眼觉得当官，大权在握真的很不错。
第二年夏初，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患病，他回家探望。
在嗣母床前照顾，问寒问暖，拳拳孝心使牛氏大为感动。
这一年的五月，开封送来急信，袁世凯特别敬重的叔父袁保恒不幸得上了传染病。袁世凯急冲冲的赶了过去，还是没能在袁保恒活着的时候见上面。
和袁保龄、袁保恒之子等护送袁保恒灵柩回陈州。请人看风水，择墓地，安葬了叔父后，因陈州他家有一处房产，他就带着妻子在陈州住了下来。
合久必分，大凡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大家族，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总是要解体的；人们称其为分家。这时候袁家也正是这样，四世同堂，矛盾重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走分家之路。
由于属于袁保庆的这一支，袁世凯从分家中得到了很可观的资产。严格管教他的嗣父袁保庆和叔父袁保恒都不在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之主。
解放了，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像一匹无羁的野马，越发放荡。吃喝玩乐一阵子后，想到叔父袁保恒不在了，往上爬的梯子没有了。
想到要进入官场，只能走科举之路，为了能多结交一些写诗作画的朋友，他发起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
因为手头有钱又出手大方，这样的人在任何群体里都是受欢迎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文人中的领袖级的人物。诗文虽然写得很一般，但吃人家的嘴短，瞪着眼睛说及句瞎话，喊几声好算不上什么毛病呀？皇帝的新衣 ，整天吃人家的，谁认那个真？时间长了，袁世凯也渐渐有了些名气。
袁甲三祠中的景色很美，也独具特色，常有人到里边游玩观赏。一八七九年四月的一天，在淮宁县办理文牍的徐世昌到此游览，恰巧袁世凯也在园中。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徐世昌在一个亭前，正遥望着远处的景色，触景生情，吟诵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听到有人接上这首诗的后四句，徐世昌回过身来。
这便是袁世凯和徐世昌的第一次见面。
人和人之间是有缘份的，谁说只有情人才能一见钟情？这两个人的这次见面，奠定了这两个民国风云人物一生的合作和友谊。（徐世昌算是民国第三位大总统，本书第三部将专门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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