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下青岛后，袁世凯政.府要求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方根本不加理会。
袁世凯政.府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占领地。
经中国多次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假借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的名义，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世凯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
民国三年十二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世凯面谈。
一月十八日，袁世凯如约接见了日置益。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对袁世凯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日置益交给袁世凯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一是条款，相当于准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的内容；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同样是要求中国需要履行的事项。
袁世凯将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很客气地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
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或许，这表明，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用。这同样表明，日方对中方的无视。
按日方的意愿，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中方可不想这么做。很快，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
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
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另一部分，特别是觉书，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
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
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要求，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苛刻。
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指着其提交的文件，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
待日使走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
陆徵祥回国后，知道事情紧急，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见陆徵祥到，长舒了一口气，随即送走徐世昌，邀陆徵祥密谈。
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袁世凯对陆徵祥说： “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按袁世凯的要求，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商谈。
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
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孙宝琦首先发言：“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
接下来，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在袁政。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
孙宝琦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
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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