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军民一致赶走张敬尧，是湖南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史称“驱张运动”。青年时代的润之先生和新民学会，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派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
润之本人随赴京驱张代表团，一行四十人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北京。
在京期间，润之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润之主持的“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一百五十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七万之众，被三千“叫化军”打败，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张敬尧这样的丧失人心、丧尽天良的人，不败才怪。也许，在张敬尧之流看来，只要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民心不可欺，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暴政可以得逞于一时，终究是不能久长的。
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肯为张敬尧出力。
而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张敬尧所部，是真真切切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
张敬尧直属第七师等除少部分退到岳州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十四日到达，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也于十七日进入。
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火光。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
市民成群结队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民众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到处是欢声笑语。
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
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但臂章上的十六个字却格外引人注目：“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便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
谭延闿和赵恒惕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拥戴，谭即席讲演：“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
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场上很多人的眼泪也流了出来，这是真情的共鸣。
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指挥，他是劳苦功高的。”
于是台下爆发起热烈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在这种场面中却腼腆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学生，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电，特别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
电云：“……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很讲策略，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宣扬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提法形成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
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张敬尧应该知道他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他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
他的如意盘算是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在电报中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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