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驻外使节,对国际总体形势判断把握是否正确,是否客观实际，对其是否能比较好履行驻外大使的职务，是关键性因素。
胡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有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准确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杰,针对当时中日形势,他分析了两个可能的局势:“(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
一个星期后,胡适再度致信王氏,强调“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他认为只有中国首先自己坚持抗战,不怕牺牲,“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适致电蒋介石,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对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
作为驻外使节,仅仅具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争取形成对对自己国家，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弱国无外交。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但事在人为，弱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广泛地争取外来同情和支援,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胡适利用他的留美经历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充分了解。发挥他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同美国朝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广泛的同情和切实的支持。
“使国际情势于我完全有利”局面的形成,虽非胡适一人之功,但胡适也确实作出了与他本人和他的使命相适应的贡献。他竭力促成的桐油借款、滇锡借款等对中国抗战意义重大,他的努力使美国孤立主义操纵的中立法修正案宣告搁置,他的不懈努力，使当时几成定局的美日妥协的最终失败。胡适这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挺身而，充分地运用了一个学者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更将以演讲为主的宣传攻势发挥你到了极致。
因为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整体把握，也就使胡适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相对应的总体战略，也就是他所谓的自处之道。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毫无疑问是胡适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
“苦撑待变”这一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
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如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接触到的美国明智的“政府要人”，也不时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
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
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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