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12日凌晨四点，武汉锅炉厂西门。
张铁柱的机械眼在夜色中泛着红光，他抬手示意身后二十辆重型卡车熄火。钢铁怪兽般的车队瞬间陷入黑暗，只有车尾排气管偶尔喷出的白气，证明这些车辆正处于待命状态。
“老板，保卫科老刘说值班表已经调好了。“张铁柱对着卫星电话低声道，“现在厂里只有两个六十岁的退休返聘老头在巡逻。“
电话那头传来谢一扬冷冽的声音：“让拆迁队准备好乙炔切割枪，德国生产线今晚必须拆完。“
乌云遮住了残月，张铁柱挥手示意。三百名穿着“扬帆设备回收“工作服的壮汉跳下车，他们手里拎着的不是普通工具，而是专门用来拆卸精密机床的液压分离器。队伍最后跟着五个戴金丝眼镜的技术员，怀里紧抱着从德国原厂带来的拆卸手册。
厂区锈蚀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呻吟。保卫科刘科长搓着手迎上来，额头上全是冷汗：“张、张总，这不符合程序啊...厂务会还没...“
“刘大强的中考成绩，够上重点高中吗？“张铁柱突然问道。
刘科长脸色瞬间惨白。他儿子去年参与校园霸凌的视频正在张铁柱口袋里，更可怕的是，对方连他偷偷给儿子改户口年龄的事都一清二楚。
“我这就去拿备用钥匙！“刘科长转身时差点被自己绊倒。
十分钟后，当第一支乙炔枪喷出蓝色火焰时，武汉锅炉厂最值钱的资产——1988年从东德进口的成套锅炉生产线，开始被大卸八块。精密导轨在高温切割下扭曲变形，数控模块被粗暴地扯断电缆，价值千万的液压成型机被拆解成废铁。
“轻点！这他妈是精密设备！“技术总监王志强急得直跳脚。他三个月前还是锅炉厂总工程师，现在西装革履地站在废墟里，指挥曾经的同事亲手拆毁自己参与引进的生产线。
一个满脸油污的老工人突然把安全帽摔在地上：“王工！这跟当年日本人炸厂有什么区别？“
王志强还没开口，张铁柱的机械眼已经转向老工人。红光扫描过对方胸前的工牌：“李卫国，铆焊车间七级工，家住厂区宿舍3栋402室。“他掏出手机播放一段监控录像，“你孙子昨天在幼儿园把小朋友推下滑梯，家长要是知道...“
老工人的脊背瞬间佝偻下去，默默捡起安全帽戴回头上。
上午九点，武汉市委会议室。
谢一扬把资产评估报告推到市长面前：“零元收购是省国资委批准的改制方案。“他手指轻轻点在文件末尾周明远的签名上，“三千下岗工人的安置费，扬帆集团全包了。“
茶杯在市长手里微微颤抖。报告里那行“武汉锅炉厂累计负债23亿元“的加粗字体，墨迹新鲜得能蹭到他手指上——上周的审计报告明明显示企业净资产还有8个亿。
“谢总，工人情绪...“
“《长江日报》会做专题报道。“谢一扬微笑着打开平板电脑，屏幕上正是实时传输的拆迁画面，“新时代的阵痛——论淘汰落后产能的必要性，标题您觉得怎么样？“
市长盯着屏幕上被肢解的德国生产线，突然想起自己书房里那套《资本论》。他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已经换上公事公办的表情：“市委宣传部会配合宣传。“
正午十二点，锅炉厂正门。
三千工人把厂区围得水泄不通。人群最前方，二十名老工人脱掉上衣露出伤痕累累的后背——那是三十年锅炉检修留下的烫伤，像勋章一样爬满古铜色的皮肤。
“谢一扬！滚出来！“声浪震得梧桐树簌簌发抖。
张铁柱带着五十名保安组成人墙，防暴盾牌上“扬帆集团“四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按下耳麦：“老板，铁路局那边...“
“安排好了。“谢一扬的声音混着直升机螺旋桨的噪音，“让王志强去应付。“
厂区高音喇叭突然响起王志强油腻的声音：“工友们！改制是党中央的决策！扬帆集团承诺每人发放两万元安置费...“
一个扳手从人群中飞出，精准砸中喇叭。王志强捂着流血的额头躲进办公室，窗外传来震耳欲聋的怒吼：“两万块买我们三十年工龄？“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不知谁喊了声“去铁路！“，黑压压的队伍立刻调转方向，像受伤的巨龙般扑向三公里外的京广铁路线。
下午两点十五分，武昌站调度室。
值班站长抓着头发看监控屏幕：三百多名老工人静坐在铁轨上，远处K37次特快列车正以120公里时速驶来。他颤抖的手刚摸到紧急制动按钮，电话突然响起。
“我是周明远。“电话里的声音让站长僵在原地，“铁道部命令，任何情况不得影响京广线正点运行。“
“可、可是...“
“备用方案已经启动。“
站长转头看向监控屏幕，瞳孔骤然收缩——铁轨两侧不知何时出现了十几台摄像机，记者们正对着静坐工人疯狂拍照。更可怕的是，人群里混着不少穿文化衫的年轻人，他们手里的横幅上赫然写着“坚决拥护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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