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盯着手机屏幕，那句“要是你们需要地图，我可以给你们”在脑子里反复回放。
她不是不信他，而是太清楚——体制里的人主动递刀，往往意味着他自己也想割点什么。
但她需要这张地图。
第二天清晨，她在展览馆后门见到了吴志国。
他穿一件灰呢大衣，拎着个旧帆布包，看起来不像公务员，倒像个落魄教师。
两人没进馆，就在旁边的绿化带边上走了两圈。
风很大，吹得树叶翻白。
“西墙外那条路，十年前就拆了路灯。”吴志国低声说，“现在归殡仪馆后勤科管，监控只扫正门和火化区。但每年清明，家属绕道烧纸，摄像头拍不到，系统也不记。”
他从包里抽出一张手绘图，墨线模糊，像是用铅笔打了底又描了一遍。
图纸上标着几处红点，其中一个写着：“夜校接送点，老工人常聚，1987年停办。”
“他们念叨的影院座位号，是当年工会发的福利票。”他补充道，“第三排靠走道，通风好，打盹不憋气。临终前说这些……不是糊涂，是舍不得那一口自由的风。”
于佳佳接过图，指尖摩挲过那些歪斜的标注。
她忽然明白，这些人不是单纯想听声音，他们是想确认：我活过的痕迹，有没有被彻底抹掉？
她抬头：“你为什么帮我们？”
吴志国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年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在整理他遗物，发现一本笔记本，记着他每天听到的声音——电车进站、报亭吆喝、孩子放学踢瓶盖。他没写一句话，全是录音时间戳。我才意识到，他晚年失聪，却一直在‘听’这个世界。而我们现在建的平台，连这种安静都容不下。”
他顿了顿：“你们做的事，是在替不会发声的人存证。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但至少，可以画张图。”
计划定在清明前夕。
行动代号很简单：代祭。
赵小满带着改装过的微型麦克风，提前两天埋设在殡仪馆西侧围墙外的几处角落。
设备藏在废弃花盆、水泥墩裂缝甚至一只破鞋里，电源靠太阳能纽扣电池维持。
它们不联网，不发射信号，只在特定声波频率触发时短暂激活，录下一段不超过三分钟的音频。
规则是：来祭奠的人，不必大声说话。
只需在焚香时，低声描述一个记忆中的场景——老楼门铃声、阳台上晾晒的蓝布衫味道、楼下修车摊的铁锤节奏……任何活着时习以为常、死后却再难触及的细节。
“烧给死人的东西没人查。”于佳佳对参与的志愿者说，“可风会把它吹回活人耳朵里。”
清明当夜，十座“声音亭”几乎同时出现异常登录。
技术巡查组接到警报时，第一反应是系统遭袭。
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亭子空立，玻璃反着月光，内部无电源接入，无线信号也被屏蔽器覆盖。
设备静默如墓碑。
而在城北一栋未拆迁的老宅地下室，秦峰正守着一台短波电台。
这是奶奶早年留下的通讯设备，经过他重新调频，能接收特定脉冲编码的微弱信号。
每座声音亭的底层协议都被植入了回传程序，数据以极低速率分段发送，如同心跳间歇。
屏幕上开始跳动解码文字：
“305李桂花，今早有人在我窗台放了一束野菊。”
“王建国儿子说，他爸打的星还在天上。”
“巷口那棵槐树锯了，但我孙女还记得树洞藏糖纸的地方。”
打印机缓缓吐出一长卷纸，标题是手写体：《亡者通信录》。
于佳佳站在角落，看着那行行字迹浮现，忽然笑了。
她没哭，也没欢呼，只是轻轻说了句：“他们可以清户，但清不了惦记。”
赵小满没留下庆功。他骑上车，照例巡检各声音亭节点。
夜风冷，城市沉睡。他路过一片待爆破的旧居民区，在拐角处停下。
月光下，一栋斑驳的老楼外墙赫然被人喷涂了巨大的广告字样，鲜红刺眼，还未干透。
而原本墙上那一行手写的粉笔字——“张姨的蓝布衫”——已被彻底覆盖。
赵小满站在那栋老楼拐角，风从断墙间灌进来，带着灰土和铁锈味。
他抬头看着墙上那行被鲜红广告覆盖的粉笔字——“张姨的蓝布衫”——像一道结痂的伤口又被撕开。
他知道这不是第一处被抹掉的名字，也不会是最后一处。
但这一处不一样。
三周前，他还在这面墙下见过张姨。
她坐在小马扎上剥豆子，听见脚步声也不抬眼，只说：“你来啦。”她的蓝布衫挂在阳台铁丝上，风吹得一荡一荡，影子落在墙上，正好盖住那几个字。
那时候他说：“您不怕别人看见？”她笑了笑：“怕什么？人都记得我。”
现在人还没走，名字先没了。
他没拍照，没报警，也没告诉于佳佳。
他知道说了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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