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八零年代，华国人所能拥有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大到人口流动，小到转个专业，都是十分困难的。
三十年前，华国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迁移，这个制度在1986年的现在仍然有效。
农民进入城市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且只能在有亲属关系或者特定工作安排等少数条件下才能获得城市户口，社会的主旋律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好在公主楼下的学生们个个都是天之骄子，自从考上北大之后，户口便可迁到城市，农村的学子们可以彻底摆脱泥腿子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毕业后不再归农业部管理，而是由人事局管理。
对北大学子们来说，人口流动的限制几乎形同虚设，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自然可以选择留在首都或者家乡省城。
至于校内转系方面的自由，又是另一回事。
在丁校长上台之前，北大理工科学生想转到文科专业，难度堪比在千禧年的美利坚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
不过自从丁校长上台推行改革后，转专业对北大学生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丁校长自己就有过转专业的亲身经历。
他一开始在电机系学习，但这个专业需要经常画设计图，而他恰恰不擅长绘图，考试和作业都只能勉强及格。
经过一年的挣扎，他意识到自己确实不适合这个专业，于是果断转到了数学系。
虽然数学系的就业前景在当时看来并不太好，但丁校长在数学系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所在，学得如鱼得水。
这个经历让丁校长认识到，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否则会很痛苦。
正因如此，他被民选为校长后，大力推动北大的转专业制度改革。
现在让北大学子们最不爽的自由限制，也就是两年前，学校突然开始实行宿舍熄灯制度，规定学生宿舍统一在晚上11点熄灯。
为了抗议这个制度，学生们甚至组织了一次游行。
当时，一些学生举着火把，聚集在中关园四十三楼，他们挥舞着火把，大声喊着丁校长的名字，想找他理论。
不过，丁校长早就料到学生们可能会来家里找他闹事，提前骑自行车溜进了校园。
学生们扑了个空，抗议活动也就草草收场了。
听完这个八卦，裴瑜更加觉得，丁校长可能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只是个生活简朴、工作勤奋、平易近人的领导。
实际上，丁校长应该更是一个有政治手腕、尊重常识、讲求实际的民选官员。
八零年代的北大，可以说是华国古代太学和德日现代大学的结合体。
它既承载了古代太学“经世致用”的崇高使命，又融入了现代大学追求学术自由与科学精神的特点。
这里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肩负着民族振兴的重任。
世界上鲜有哪一所大学像北大这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北大的百年校史就是一部华国近代历史的缩影，记录了从晚清的屈辱到新华国崛起的沧桑巨变，记录了一代代北大人为国为民的呐喊与奋斗。
从五四运动的火种到抗日救亡的先锋，从新华国成立初期的踌躇满志到改革开放的思想激荡，北大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着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方向。
在华国人民心中，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一个象征，一个类似古代太学和国子监的精神高地。
古代的太学生和国子监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北大人亦是如此，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绑在一起。
无论是课堂讨论还是社会实践，北大人总想用思想和行动影响他人、改变世界。这种使命感，早已深深融入北大的血脉，成为一代代学子共同的精神底色。
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也给北大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以丁校长为首的北大知识分子们，要想固守北大的精英传统，以北大为思想阵地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那么一味埋头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行不通的。
丁校长和他的同仁们、学生们，不仅要在学术上追求卓越，还要应对国内外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
在理想的激情之外，北大学子们的感情生活其实挺压抑的，只是大家都不好意思明说。
现在的大学风气保守，谈恋爱是个敏感话题，学校不仅不鼓励谈恋爱，甚至觉得搞对象会影响学习、败坏风气。稍微亲密一点，就可能被人指指点点，说闲话。
“公主楼”下聚集了全校最好看的女同志和最帅气的男同志，这里是校园里最养眼的地方。
可奇怪的是，这么多人里，竟然连一对光明正大的情侣都看不到。
这些风华正茂的男男女女，就算看对眼了，不小心双双坠入情网，他们也不敢轻易表露，更不敢随意公开招摇，只敢小心翼翼地试探爱情，假装一本正经地讨论学术问题，或者高谈阔论一些遥远的人生理想，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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