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的春节刚刚过去不久，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大对劲。或许是因为最近看了太多医学方面的书籍，导致心理作用作祟吧。
于是乎，我索性跑到书店里，一口气买下了诸如《内科学》、《千家妙方》等好几本厚厚的医学巨着，准备回家好好地钻研一番，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对这些医学书籍的深入研究之后，我越发坚信自己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的治疗和调理。思来想去，最终我决定前往宝东中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并打算在那里喝上几天的中药汤剂来调养身子。
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原来，此时正值我的妻子国春玲即将临盆之际，母亲认为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丢下家里人跑去住院实在是不太合适也不应该。
可我心里清楚，如果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甚至恶化下去，那么即便孩子顺利降生，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尽管母亲极力阻拦，但我还是坚持己见，并提前与妻子国春玲做好了沟通。
好在妻子非常通情达理，她理解我的苦衷，支持我先去治好自己的病。就这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毅然决然地踏出家门，朝着宝东中医院进发。
而就在我离开家门的时候，隐约听到身后传来母亲那略带嗔怒的声音：“这小子真是够绝的！”她口中所说的“绝”，自然不是夸赞之词，而是指责我太过绝情绝义，不顾及家中待产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但此刻的我心意已决，一心只想着尽快让自己恢复健康，能够重新肩负起作为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
果不其然，国春玲在农历正月这个充满喜庆氛围的时刻诞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婴。自此之后，她便开启了坐月子的时光。一开始，照顾她月子生活起居的重任落在了我的母亲身上，而我的父亲则承担起了生火、烧炕等重要工作，以确保室内温暖如春。
至于我呢，没有在中医院那里久留，仅仅住了短短数日，便匆忙赶回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伺候国春玲坐月子的事务当中。
结婚最初几年，我和国春玲之间避免不了争吵，甚至有时还会发展到动手的地步。不过所幸，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大多数时候都集中在了我们婚姻最初的那段磨合期。
国春玲这个人，表面看起来温顺柔和，似乎有些蔫儿吧唧的样子，但实际上内心却有着的主见和想法。要不然，当年她怎么可能在年仅十七八岁那样青涩稚嫩的年纪，就只身一人勇敢地前往安国供销社，向我展示她自身独特的魅力与优势呢？
而且，她一旦认定了某件事情或者某种观点，就会异常执着，不轻易妥协退让。很多时候，当我俩意见不合时，她往往选择默默地生闷气来表达不满，而非直接与我展开激烈的争论。
在待人接物上，她好像挺宽容大度的，但实际上也就只是普普通通罢了。尤其在情感交流和互相理解包容方面，她显然还有所欠缺，对于如何经营夫妻间的感情以及给予对方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她并不是特别在行。
当她开始跟我闹别扭、生闷气的时候，我着实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终于让我想到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主意——那便是通过给洪小梅写信来练练文笔，并期望借此能够唤醒国春玲，让她好好珍惜眼下的生活。
毕竟，如果没有国春玲的突然闯入，或许我和洪小梅之间真的有可能修成正果。但命运总是这般愚弄人，莫名其妙地便走到了如今这样的境地。
这期间，我给洪小梅写了很多信，我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毕竟结婚了，寄出去的很少。
我经常有意无意地，在家人们面前提及国春玲出众的外貌。我的意图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想要向他们传递一个信息：虽然她有诸多缺点，但至少我得到了她的如花美貌，如此算来也不算亏，并提醒家人不要对国春玲要求过多。
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行为极有可能引起家人们的反感。毕竟，在别人面前大肆夸赞自己配偶的优点，也是要讲究时机和场合的，若是把握不当和稍不留意，就可能显得过于夸张而招致旁人的暗自嘲笑。
老弟今年居然选择了休学，而办理休学手续的任务则恰巧由我顺路帮他完成。看着老弟还算健康的身体状况，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来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件令他极为恼火的事情。
据老弟所言，一切的起因都源自于一个名叫刘鸿鹄的同学对他的算计。这个刘鸿鹄生怕老弟的成绩名次超越自己，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
当需要到班主任那里帮忙抄写分数时，刘鸿鹄趁着在英语老师处抄录分数的机会，将老弟原本应得的 62 分恶意篡改为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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