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深沉如墨，寒风如刀，卷起细小的沙粒，刮过“鹰爪”小队队员们的脸庞，带来针刺般的痛感。
队伍在沙丘间快步前行，靴子踩在松软的沙地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夜视仪的绿色光芒映照着他们疲惫的脸庞。
担架上的飞行员和副驾驶员呼吸微弱，血迹浸透了帆布担架，散发出浓重的铁锈味，担架的木柄在队员手中磨得发烫。
医务兵不时停下，检查他们的脉搏，手指颤抖，急救包里的绷带已用尽，只剩一小瓶碘酒和两支吗啡针。
队长走在最前，M4卡宾枪紧握在手，刀疤脸上的血迹凝固成暗红色，额头的汗水混着沙尘淌下，模糊了视线。
他的耳朵捕捉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履带声和引擎轰鸣，低沉而致命，如同死神的脚步，越来越近。
联盟的部队如猎犬般沿着“鹰爪”小队留下的痕迹追来。担架的拖痕、零星的血迹、杂乱的靴印和一块被撕下的急救绷带在沙地上清晰可见，像一条无法抹去的箭头，指向东北方向的废弃采油站，距离坠机地点约10公里。
队长卡彭特知道，联盟的热成像仪能在夜间从两公里外锁定他们的热源，步兵战车的30毫米自动炮能在几秒内将他们撕成碎片。
时间是他们唯一的筹码，而这筹码正在以秒为单位流逝。每迈出一步，他的脑海都在计算：带着伤员，队伍的行进速度不足5公里每小时，而联盟的装甲车能以40公里的时速碾过沙地。
他们必须在敌人追上之前抵达采油站，找到掩护，尝试修复通讯设备，呼叫支援。
队伍行进到一处低洼的沙丘群，地形复杂，沙丘高低错落，夹杂着几块风化的岩石和枯死的骆驼刺灌木。
卡彭特举起拳头，示意全队停下，队员们迅速蹲下，背靠沙丘，喘着粗气，汗水混着沙尘在脸上凝成泥泞。
他蹲下身，用匕首在沙地上划出简易的地图，刀尖在沙中划出粗糙的线条，标出坠机地点、采油站和可能的追兵路线。
队员们围拢过来，呼吸沉重，战术背心上的弹匣和手雷微微晃动，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
卡彭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声音低沉而果断，带着一丝沙哑：“弟兄们，联盟的装甲车最多20分钟就会追上。我们带着飞行员哈珀和副驾驶，速度太慢，逃不到采油站就会被他们碾碎。”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语气如铁，“必须有人留下来垫后，拖住他们，为我们争取时间。”
队员们沉默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仿佛连呼吸都变得艰难。每个人都知道，留下意味着几乎必死无疑——面对联盟的坦克和战车，单兵武器如同螳臂当车。
他们的目光在彼此间游移，带着敬佩、恐惧和不舍。24岁的爆破专家麦克，低头盯着沙地上的地图，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M4的握把，C4爆破包压得他肩膀酸痛。
他的脑海中闪过俄亥俄老家的画面：母亲在厨房里烤苹果派，香气弥漫；父亲在车库里擦拭猎枪，哼着老乡村歌曲；妹妹在后院荡秋千，笑声清脆如铃。
这些记忆温暖而遥远，如今却像刀子般刺痛他的心。他咬紧牙关，喉咙干涩如砂纸，低声呢喃：“该死……我还没活够……”
但他知道，作为爆破专家，他的C4和地雷是拖延敌人的最佳武器。他无法逃避这份责任。
狙击手雷耶斯，30岁的墨西哥裔，蹲在沙丘后，手指轻抚狙击步枪的枪托，调整瞄准镜的刻度。
他的眼神平静，棕色皮肤上沾满沙尘，但内心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他想起1989年巴拿马战场的夜晚，战友的尸体堆在街头，鲜血染红了运河边的石板。
他想起妻子玛丽亚的最后一封信，信纸上还有她淡淡的香水味，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回去。他深吸一口气，胸膛微微起伏，低声祈祷：“主啊，赐我勇气……”
他的信仰是他的支柱，但面对死亡的阴影，他的手指仍不由自主地颤抖。他知道，他的狙击步枪是小队唯一的远程火力，能在混乱中打乱敌人的节奏。
卡彭特看向麦克和雷耶斯，目光如刀，语气不容置疑：“麦克，雷耶斯，你们留下。麦克，用C4和地雷布置陷阱，优先炸他们的坦克和战车，瘫痪他们的机动性。雷耶斯，找制高点，优先狙杀指挥官和机枪手，扰乱他们的队形。”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带着一丝罕见的不舍，“我知道这可能是单程票，但你们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拖住他们，我们才能把哈珀和副驾驶送到采油站，呼叫支援。”
他停下，喉咙哽咽了一下，低声道，“你们是‘鹰爪’的脊梁。”
麦克挤出一丝苦笑，试图掩饰内心的恐惧：“上尉，你欠我一瓶杰克丹尼，顶级的。”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他拍了拍背上的C4爆破包，沉重的炸药让他背部肌肉酸痛，但他强迫自己挺直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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