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城的南城旧巷，总浸在洗不掉的油腻和铁锈味里。
九十年代末的夏天，蝉鸣能把柏油路烤化，张健就在这片蒸腾的暑气里长出了尖牙。
他记事起就没见过父母，奶奶的竹椅是他唯一的港湾。
可竹椅总在吱呀作响，像奶奶咳不完的痰——老人肺不好，咳起来整个人缩成虾米，背篓里捡来的塑料瓶会跟着叮叮当当响。
张健不喜欢这声音，更不喜欢巷口杂货铺老板看他的眼神，像在看块没人要的烂铁。
十三岁那年，他抢了隔壁街“小霸王”的游戏机。
对方带了五个人堵在巷口，他攥着块半截砖冲上去，眉骨被打裂时，反手就把对方胳膊拧成了奇怪的角度。
血顺着眼角流进嘴里，咸腥气反倒让他眼睛更亮。
那天后，“疯狗健”的名号在南城传开，没人再敢动他奶奶的废品篓。
他打架像不要命，拳头砸在人身上的闷响、骨头错位的脆响，在他听来比奶奶的咳嗽顺耳。
直到十七岁那个深秋，他为了护着被收保护费的摊主，把一个混社会的捅进了医院。
警笛声刺破巷口的薄雾时，他看见奶奶拄着拐杖追出来，竹椅倒在地上，捡了半篓的塑料瓶滚得满地都是。
少管所的铁窗比南城的巷子冷。
第一个探视日，来的不是奶奶，是居委会的王婶。
“你奶奶晕过去了，我们把她送到了医院。查出肺癌晚期，床都下不来。”王婶的声音隔着玻璃发飘，“她总念叨，说‘健健小时候最乖，会帮她捶背，他不会做坏事的。’”
张健把脸埋在膝盖里，铁床被他攥得咯吱响。
他想起冬天奶奶把他冻裂的手揣进怀里，想起她用捡废品的钱给他买的那双带补丁的回力鞋……
但现在，他也许会在铁窗里耗完少年时光，也许再也见不到奶奶一面。
他的心中又担忧又悲痛，眼泪不自觉地流淌而下。
但几天之后，在一个飘着细雨的上午，张健见到了余宏志。
老人穿着深灰中山装，坐在探视室的木椅上，没像其他人那样问东问西，只盯着他的手看了半晌。
“骨节粗，指腹有老茧，是块练拳的料。”余宏志的声音像浸过茶的木头，“以后你跟着我。”
张健梗着脖子，喉结滚了滚：“凭什么？”
“凭我看不得好苗子烂在泥里。”老人指尖敲了敲桌面，“也凭你眼里那点没被磨掉的东西——不是狠劲，是护着人的念想。还有，你奶奶的病，我管。”
他被余宏志保释出来那天，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车没回南城，直接开去了市医院。
病房里，奶奶插着氧气管，看见他时，浑浊的眼睛亮了亮，枯瘦的手抓住他，没力气说话，只反复摩挲他手腕上那道打架留下的疤。
余宏志的人守在病房外，护工换得勤，进口药一瓶接一瓶。
张健蹲在走廊里，看着护士进进出出，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没用的影子。
有天夜里，他听见余宏志在病房外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用最好的靶向药，钱不是问题……”
三个月后，奶奶还是走了。
出殡那天，余宏志亲自来了，穿着素色唐装，跟在张健身后，像个普通长辈。
葬礼办得体面，墓碑上刻着“爱孙张健立”，字是余宏志让人刻的，笔锋稳得很。
那天晚上，张健跪在余家老宅的庭院里，青砖硌得膝盖生疼。
“我这条命，您拿去。”他低着头，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余宏志站在廊下，手里转着翡翠扳指，月光在他银白的头发上镀了层霜。
“我不要你命，要你活成个人样。”老人顿了顿，“以后别叫张健了，叫余刚吧。刚，是铁骨，也是规矩。在余家，得守规矩。”
张健，不，余刚，磕了三个响头。
额头撞在青砖上的闷响，像在跟过去的“疯狗健”告别。
后来他才知道，余宏志早就注意到他。
那年在南城菜市场，他一个人打跑七个抢摊位的混混，后背被砍了一刀还死撑着不让人碰摊主的菜。
余宏志的车就停在街角，老人透过车窗，看了他整整十分钟。
余家的武场比南城的巷子硬气。
余刚练得狠，扎马步能站到腿肚子转筋，打拳打得指骨裂了又好，好了又裂。
没人知道，他每次挥拳时，眼前都会闪过奶奶的竹椅，闪过余宏志在病房外打电话的背影。
再后来，他成了余曼曼的保镖，寸步不离。
有人说他是余家的忠犬，他听了只捏紧拳头——他不是忠犬，是把余家当成了家。
那个曾让他浪荡街头的瓯江城，终于因为“余刚”这个名字，有了能让他站稳脚跟的地方。
……
值班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映得桌面的文件泛着冷白的光。
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红的绿的烟花光影时不时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在墙上投下细碎的晃动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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