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庚寅，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等人齐聚朝堂，神色凝重地向太后上奏。他们纷纷跪地，稽首说道：“臣等听闻宫中诏令，已故高贵乡公曹髦悖逆不道，自己陷入大祸之中。依照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旧例，应以平民的礼节安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却没能匡正挽救这场祸乱，遏制奸逆之人，接到诏令后，心中震惊恐惧，肝肠寸断。按照《春秋》的大义，王者以天下为家，并无外域之分，然而书中记载‘襄王出居于郑’，这是因为襄王不能孝顺母亲，所以被视为失去了王位。如今高贵乡公肆意妄为，图谋不轨，几乎危及社稷，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被人神所弃。以平民之礼安葬他，确实符合旧有的典章制度。但是，殿下您仁慈之心过于深厚，虽然秉持大义，却仍对他心怀怜悯。臣等心中实在不忍，认为可以施加恩典，用王礼安葬他。”太后思索片刻后，最终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据《汉晋春秋》记载，丁卯日，高贵乡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葬礼上，送葬的车辆寥寥无几，也没有设置彰显身份的旌旗。百姓们纷纷聚集在一起观看，有人叹息道：“这就是前几天被杀的天子啊。”还有人忍不住掩面哭泣，悲痛万分。但臣松之认为，如果只是用这么简单的葬礼规格，又怎能算得上是王礼安葬呢？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厌恶曹髦，所以才会有这样夸张的说法，实际情况或许并没有这么严重。
在安葬曹髦之后，朝廷又开始着手安排新君即位的事宜。太后派遣使者持节，让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前往北方，迎接常道乡公曹璜，准备让他继承明帝的皇位。
辛卯日，诸位公卿再次向太后上奏：“殿下您圣德昭昭，恩泽遍布天下，安定了四海。然而，如今您发布的命令仍称‘令’，与藩国相同，实在不足以彰显您的尊贵地位。臣等恳请，从今日起，殿下令书皆改称‘诏制’，就如同先代的惯例一样。”
癸卯日，司马昭一如既往地坚决推辞相国、晋公以及九锡之礼这些至高无上的赏赐。太后见状，下诏道：“有功之人不应隐藏功绩，这是《周易》所阐述的大义；成人之美，也是古代贤能之人所崇尚的品德。如今就听从你的坚持，将你的表章公布于外，彰显你的谦逊美德。”
戊申日，司马昭向太后上奏：“当日，高贵乡公率领着跟随他的士兵，拔刀击鼓，冲向臣的驻地。臣担心双方兵刃相接，造成更大的伤亡，于是立刻下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违令者将以军法处置。可是，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却突然冲入队伍，伤害了高贵乡公，导致他丧命。臣已将成济收押，按照军法处置。臣深知，为人臣子，应当忠诚不二，侍奉君主，不能逃避危难。之前变故突然发生，如同扳机一触即发，臣本想以死扞卫，听从您的一切裁决。然而，臣得知他们的阴谋竟是要危及皇太后，颠覆宗庙。臣肩负重任，心中只想着安定国家，害怕即便自己死了，罪责也会更加沉重。臣本想像伊尹、周公那样，运用权力来平息国家的危难，于是不断下令，严禁将士靠近皇帝的车驾。可成济却突然冲入阵中，导致了这场大变故。臣心中悲痛万分，五脏六腑仿佛都要撕裂开来，真不知道该如何赎罪。按照法律，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其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同胞兄弟姐妹都要被斩首。成济凶恶悖逆，扰乱国家法纪，罪不容诛。臣已下令让侍御史将成济的家属收押，交付廷尉，依法定罪。”
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得知自己将被治罪后，并不立即伏法。他们袒露着上身，爬上屋顶，口中大骂，言语极其粗俗悖逆。士兵们无奈之下，从下面射箭，才将他们射死。
太后接到司马昭的奏报后，下诏道：“五刑之中，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不孝。一个人若是有儿子不孝，尚且要告官治罪，曹髦这样的人，又怎能再被视为君主呢？我只是个妇人，不太懂大义，原本以为成济的行为不至于被定为大逆不道。但是，大将军言辞恳切，态度悲痛，所以我就听从你的奏请。将此事通告远近，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有《世语》记载，当初在青龙年间，石苞在长安卖铁时，得以拜见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后来，石苞被提拔为尚书郎，历任青州刺史、东 东将军。甘露年间，石苞入朝，准备返回驻地时，向高贵乡公曹髦辞行，在宫中停留了一整天。司马昭派人邀请石苞前去相见，问他：“为什么停留这么久？”石苞回答：“曹髦不是寻常之人。”第二天，石苞出发前往荥阳，几天后，就发生了曹髦被杀的变故。
六月癸丑，洛阳城中，新帝即位前的筹备事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太后颁布诏令：“古代的君主，他们的名字讲究难犯而易讳。如今常道乡公的名字太过难避，众朝臣可广泛商议，提出更改建议，然后上奏于我。”这道诏令一下，朝堂之上顿时议论纷纷，大臣们纷纷开始思索合适的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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