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初冬，我母亲赵秀兰刚满十九岁。她裹着深蓝色棉工装，在铁路局第三职工食堂的后厨里刷洗最后一批搪瓷碗。铁皮水槽里浮着油星子，窗外传来蒸汽机车悠长的汽笛声，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
"小赵，今晚你和小周值夜班。"食堂主任老马叼着卷烟，手指头被烟油熏得焦黄，"记得把煤渣堆盖严实，上个月让贼偷走三车煤，保卫科都挨处分了。"
同值夜班的周晓梅比我妈小一岁，圆脸盘上总泛着两团高原红。两个姑娘把条凳架在值班室门口，上面搁着搪瓷茶缸和半包水果糖。值班室不过八平米，墙上挂着"安全生产标兵"锦旗，铁皮柜里锁着当天的饭票根。
"兰姐，教我织这个麻花针吧。"晓梅从人造革挎包里掏出两团毛线，暗红色的线团在十五瓦灯泡下泛着暖光。我妈把《大众电影》垫在膝盖上，教她绕线起针。北风卷着煤灰拍打窗棂，远处调车场传来火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
突然"哐当"一声，像有人掀翻了食堂大厅的木头长椅。晓梅手里的织针戳在手指上，洇出个血珠。大黑狗阿虎在值班室门口焦躁地转圈，喉咙里发出"呜呜"的低吼。这条狼青串种的大狗平日凶得很，送菜的刘瘸子每次来都要提前把它锁进仓库。
"怕是偷煤的又来了。"我妈抓起手电筒，铝制外壳上还沾着中午炒土豆丝溅的油星。晓梅跟着起身，不小心碰翻了搪瓷缸，半缸茉莉花茶在水泥地上漫成深色痕迹。
阿虎突然人立起来，两只前爪死死扒住门框。月光从它油亮的背毛上淌下来，照得狗眼里泛着诡异的青光。我妈伸手要推门，大黑狗竟一口叼住她的棉袄下摆，犬齿扯出缕缕棉絮。
"死狗！撒嘴！"晓梅抄起扫把要打，阿虎却夹着尾巴缩到墙角，浑身发抖像筛糠。食堂大厅又传来"吱呀——"的拖拽声，仿佛有几十双手在挪动沉重的松木桌椅。
两个姑娘僵在值班室门口。我妈后颈汗毛倒竖，她记得大厅长椅每张都钉着铁脚，要挪动非得四个壮汉才行。此刻此起彼伏的刮擦声里，还混着指甲划过黑板似的尖利声响。
"兰姐...窗、窗户..."晓梅哆嗦着指向值班室气窗。月光把树影投在磨砂玻璃上，那些枝桠影子却诡异地扭动着，像无数只向上攀爬的手。阿虎突然发出幼犬般的哀鸣，尿渍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圈。
"砰！"大厅传来重物坠地的巨响。我妈拽着晓梅退到铁皮柜旁边，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滚动的光斑掠过墙角的蜘蛛网。柜门上的挂锁跟着震动叮当响，和着大厅里越来越密集的敲打声，竟像出殡时的哀乐节奏。
晓梅突然死死掐住我妈胳膊："兰姐你听！有人在笑！"阴冷的嗤笑声穿透砖墙，混在桌椅碰撞声里忽远忽近。阿虎蜷缩在扫帚堆旁，喉咙里挤出断断续续的呜咽。
当时钟指向凌晨一点四十分，所有声响戛然而止。死寂中只余两个姑娘擂鼓般的心跳，和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她们攥着裁衣剪守到东方泛白，直到晨光透过气窗斜斜地切进来。
食堂大厅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凉气。二十四张长条桌东倒西歪，几张桌腿竟被硬生生掰断。墙角堆着的搪瓷碗碎了大半，瓷片在晨光里泛着冷森森的白。最诡异的是大门铁锁完好无损，封窗的铁栅栏连锈迹都没蹭掉一块。
保卫科长带着人里外查了三遍，最后盯着水泥地上的拖痕发愣——那些痕迹交错纵横，却找不到半个脚印。我妈注意到阿虎整夜守在大厅门口，狗毛上结满霜花，前爪有处伤口正渗着血珠。
三天后，食堂取消夜班制度。老马主任往值班室门框上钉了块桃木牌，说是请东站退休的扳道工老张头写的符。那天我妈在煤堆旁遇见烧锅炉的孙大爷，老人捏着旱烟袋嘿嘿直笑："小赵啊，知道为啥专挑你们小闺女吓唬？"
孙大爷吐了个烟圈，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早年间修这段铁路，挖出过乱葬岗。那些孤魂野鬼就爱逗弄阳气弱的。我那锅炉房夜夜有人敲水管子，抄起铁锨骂两句'再闹腾送你们去劳改队'，保管消停。"
这话让我妈想起父亲当扳道工时的遭遇。有年大雪夜，父亲在7号道岔区看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蹲在铁轨旁，走近却只剩件打着补丁的棉袄。还有我叔叔的同事王技术员，巡道时分明听见背后有人喊他名字，回头瞬间被卷进列车底盘。
多年后我在职工食堂学骑车，橡胶轮胎碾过水泥地上的陈年油渍。阳光穿过高悬的"禁止烟火"铁牌，在那些摆放整齐的长条桌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母亲总不许我天黑后靠近食堂，说墙角渗水的地方冬天会结出人形的冰花。
去年铁路局翻新老食堂，工人们从地基里挖出个陶土坛子，里头装满锈蚀的铜钱和半截牛角。施工队老板连夜请了风水先生，第二天所有门窗都挂上巴掌大的八卦镜。而那只救过我妈的大黑狗阿虎，早在九三年就被偷狗贼药死了，埋在食堂后院的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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